“还没到时候。”肖恩拉开车门，开口道：“先回农场，我要打个电话。”

上午九点，肖恩洗了个冷水澡，刮了胡子，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他走到农场的办公室——其实就是谷仓旁的一个小木屋，里面有一张桌子，一台老式电脑，一部座机电话。

他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

不是严飞给的号码，而是另一个。十年前，严飞离开华盛顿前留给他的：“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找我，用这个，只能打一次，然后线路会作废。”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

“是我。”肖恩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传来严飞的声音：“你的答案？”

“我需要几个条件。”

“说。”

“第一，我的人要安全，威尔森，还有我在波特兰的几个老朋友——名单我会给你，在我竞选期间，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要受到保护。”

“可以，深瞳会安排。”

“第二，我不当傀儡，政策方向、公开立场、内阁人选——我有最终决定权；你们可以提供建议，可以摆事实讲道理，但不能强迫。”

“这也是我的期望。”严飞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真实的领袖，不是提线木偶。”

“第三，关于自由灯塔——你们掌握的所有情报，我要完全访问权限；包括他们的成员名单、资金来源、行动记录，一切。”

这次严飞沉默的时间长了点。

“这会暴露深瞳的某些情报来源和渗透深度。”他说。

“要么完全合作，要么不合作。”肖恩说：“我不能蒙着眼睛打仗。”

“……可以，但需要分级授权，有些最高机密信息只能在特定安全环境下查看。”

“第四，”肖恩深吸一口气，沉声说：“如果我成功进入白宫，我要司法部特别检察官的独立调查权，重启对我父亲、我妻子、我儿子案件的全方位调查，不论牵扯到谁，追查到底。”

“这正是计划的一部分。”严飞说：“我甚至建议你把这个作为竞选承诺之一——‘清理华盛顿的腐败，让所有陈年冤案重见天日’，会很受选民欢迎。”

肖恩握紧了话筒。

“最后一个条件。”他说：“如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深瞳也在做同样肮脏的事——滥杀无辜，操控选举，伤害平民——我有权退出，并公开一切。”

小主，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

“科林，”严飞说：“深瞳不是天使，我们做灰色的事，有时候甚至做黑色的事；但我们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不伤害无辜平民，如果你发现有违反这一原则的行为，我授权你全权处理——包括处置涉事人员。”

“包括你？”

短暂的停顿。

“包括我。”严飞说：“但相信我，你不会找到那种事，因为深瞳的敌人够多了，我们不需要再制造敌人。”

肖恩闭上眼睛。

“好吧。”他说：“我加入。”

电话那头传来键盘敲击声，很急促。

“松枝旅店，207房间，下午三点。”严飞说：“带上你信任的人，我们开始工作。”

电话挂断。

肖恩放下话筒，站在小木屋里，看着窗外。早晨的阳光洒在农场上，马匹在围栏里吃草，远处的山脉轮廓清晰，一切都那么平静，那么正常。

但就在刚才，他跨过了一条线。一条不能回头的线。

他走回主屋，从卧室床头柜抽屉最底层，取出一个铁盒。打开，里面不是钱或珠宝，而是一把老式的M1911手枪，枪身已经有些磨损，但保养得很好。

这是他父亲的手枪。越南带回来的纪念品。

肖恩把枪拿在手里，掂了掂重量，然后插进后腰。

他不是要去杀人。

他是要提醒自己，从今天起，他重新进入了战争状态。

只不过这次战场不在沙漠或山地，而在电视屏幕、竞选集会、国会听证厅和投票站。

他走出屋子，威尔森正在修理拖拉机。

“老板？”

“收拾东西。”肖恩说：“我们要出趟远门，可能很久不回来。”

威尔森看了看他的脸，点点头，没有多问。

“要带枪吗？”

“带。”肖恩说：“但希望我们用不上。”

他转身望向东方，那里是华盛顿的方向。

一千八百英里之外，那个他曾经逃离的城市，现在正等待他的归来。

带着父亲的冤屈，带着妻儿的血债，带着一个燃烧的誓言。

游戏开始了。

...............................

新加坡，莱佛士坊，上午9:17。

安娜·索科洛娃摘下防蓝光眼镜，揉了揉眉心。她面前的六块屏幕上，资金流向图正像神经脉络一样延伸、分叉、重组。

“第五层了。”坐在她左侧的年轻人低声说。

他叫梁文，二十六岁，麻省理工金融工程博士，三个月前被深瞳从高盛量化部门挖过来，工资翻了四倍，代价是切断所有社交联系，搬到这个除了同事谁也不认识的城市。

“继续。”安娜说，声音里听不出疲惫，尽管她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四小时。

梁文的手指在键盘上翻飞。

屏幕上，又一家公司成立——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名称是“太平洋世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一美元，唯一股东是另一家刚刚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大西洋机遇基金”，而该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名单里，有七个名字，每个名字都指向不同的离岸信托。

“第七层嵌套。”梁文说：“可以开始注资了吗？”

“等严先生的确认。”

话音未落，安娜的加密通讯器响了，她按下接听键。

“结构完成了？”严飞的声音从一万公里外的蒙大拿传来，背景里似乎有风声。

“七层控股嵌套，涉及三个离岸司法管辖区，十二个空壳公司。”安娜报告道：“最终资金将流入‘美国复兴政治行动委员会’，该委员会昨天在特拉华州注册，法人代表是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财务顾问马丁·费舍尔——他不知道实际控制人是我们，以为是为某个中东王室服务。”

“追踪难度？”

“如果由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FinCEN）来查，需要至少六个月才能穿透前三层；如果要完全穿透，需要协调开曼、BVI和瑞士的监管机构，这几乎不可能在选前完成。”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注资，第一阶段，五千万美元；分三次，从不同路径进入。”

“明白。”

安娜挂断电话，看向梁文说：“启动‘凤凰基金’第一笔注资，路径A：从苏黎世账户经新加坡中转，走加密货币兑换渠道，最终进入巴哈马的一个数字钱包；路径B：从迪拜的黄金贸易公司走实物黄金质押贷款套现；路径C：最干净的那条——从我们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里的某个代持账户，走正规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