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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柱喘着粗气，一脚踢开那个日军的尸体，抬起头。

巷子里的枪声停了。

地上横七竖八躺着人，有日军的，也有自己的。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硝烟味和屎尿味——死人会失禁，这是战场上最常见的味道。

日军两个小组十二个人，被打死九个，剩下三个重伤倒地。重伤的在呻吟，在惨叫，有的在喊妈妈，有的在喊水，但没有人理他们。八连那个班也付出了三死两伤的代价。

三死两伤。加上刘铁柱自己，还有三个人能动。

刘铁柱靠在墙上喘气，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肋骨上的伤口——皮肉翻开，露出白色的肋骨，血正在往外渗，但没有喷出来，说明没伤到大血管，也没伤到内脏。只是疼，钻心地疼，每呼吸一下都疼得冒冷汗。

他从死去的日军身上扯下一条绑腿布，是那种黄色的棉布，沾满了血。他把布缠在腰上，绕了几圈，勒紧，用牙咬住一头，另一只手用力一拽——嘶！疼得他差点叫出来。血暂时止住了，但疼还在。

他站起来，继续往前走。

没有人命令他继续走。没有人说话。剩下的两个战士看着他，他也看着他们。三双眼睛在黑暗中对视了一秒，然后那两个战士也站了起来，端着枪，跟在他后面。

他自己知道该往哪里去。前面就是宪兵司令部，还有仗要打。

……

渡边中尉站在宪兵司令部二楼的窗口后面，透过射击孔观察外面的情况。

这座楼是砖木结构，两层，四四方方，外墙刷着白色的灰浆。楼顶架着天线，楼门口堆着沙袋，窗户用砖头堵了一半，留下射击孔。宪兵中队一百多号人，加上一些文职人员和后勤兵，都挤在这座楼里。

渡边的脸贴在冰冷的砖墙上，右眼对着那个鸡蛋大的射击孔。透过这个小小的洞口，他能看到外面的街道——到处是火光，到处是硝烟，到处是尸体。

局势正在一点一点恶化。

他派出去的两个迂回小组没有回来，无线电呼叫也没有应答。这意味着它们已经被消灭了。三营的破墙穿屋战术正在稳步推进，他能听到越来越近的砸墙声和砖石碎裂声——八路军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宪兵司令部不到五十米的位置。

那些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咚咚咚，轰隆隆，像无数把大锤在敲打着这栋楼的地基。每一声响都让渡边的心往下沉一截。

更糟糕的是弹药。宪兵中队的弹药储备本来就不多，平时只负责维持治安，没想过会打这种仗。激烈交火了将近一个小时，重机枪的弹药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二。轻机枪也只剩五个弹匣，步枪手每人平均不到二十发子弹。

按照现在的消耗速度，最多还能撑四十分钟。

渡边拿起电话摇了摇，没有信号。电话线早就被炸断了，不知道是炮弹炸的还是八路军的尖兵剪的。他又让通信兵用无线电呼叫最近的日军据点请求增援，无线电员拼命地摇发电机，拼命地发报，拼命地听耳机里的动静。

得到的回复让他的心沉到了谷底——最近的野战部队在六十公里外的中条山前线，正在和国军主力对峙，根本不可能回援。县城里的其他据点也自身难保，有的已经被打掉了，有的在苦苦支撑。至于旅团部，无线电里只说了一句话：“固守待援，已向联队请求增援。”

固守待援。

这四个字渡边太熟悉了。下达命令的人会说这四个字，接到命令的人听到这四个字就知道——自己被抛弃了。

渡边放下电话，沉默了几秒。

他三十七岁，少佐军衔，宪兵中队长。从军十五年，打过日俄战争，打过一战，打过西伯利亚干涉，最后被派到中国来。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死在这个破县城里，被一群他看不起的土八路围困。

但现实就是这样。

他深吸一口气，做了一个决定。

“把所有密码本和机密文件烧掉。”他对副官说，声音很平静，“然后集中所有兵力，从西门突围。”

副官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刚从士官学校毕业不到一年。听到这话，他的脸一下子白了，嘴唇哆嗦着问：“突围到哪里？”

“运城方向。沿公路向西走，能走多远走多远。”

副官没有再问。他站在那里，愣了几秒，然后敬了个礼，转身跑下楼。

他知道这基本上是一条死路——西面的公路上有没有八路军的伏兵谁也不知道，而且一百多人在夜间沿公路行军，目标太大，天亮后肯定会被骑兵追上。但留在这里是死，突围出去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十五分钟后，宪兵司令部大楼里升起了浓烟——那是在烧文件。

浓烟从二楼的窗户里冒出来，一开始是青灰色的，后来变成黑色，越来越浓，越来越黑，像一条巨大的黑龙从楼里钻出来，冲向夜空。烟里带着烧焦的纸灰，飘飘洒洒地落下来，像黑色的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