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爷爷当年给我俩起名字，‘安’是平安，‘建’是建设。

后来大爸去当兵，填表格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把名字写成了‘郭子建’。等发现的时候，档案已经建起来了，改不过来。

你大伯就说，那就换一换吧，他用‘安’，我用‘建’。”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照片上那个穿军装的年轻人身上。

“所以你大伯后来叫郭子安。一九九九年，在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

他走的时候，身上还揣着我写的信。”

方舟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

“爸，你怎么从来没说过？”

郭子建沉默了很久。

“有什么好说的呢，”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他替我去了前线，我替他活了下来。

这事儿我跟谁都不好说。”

他把相册合上，放在膝盖上，手掌按在封面上一动不动。

“这辈子，我欠两个人的。一个是你大伯，一个是你妈。”

方舟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有一台借来的摄像机和满腔说不清楚的热血。

五十八年过去了。

他把报告放下，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喂，蒋方斌，是我。”

“舅舅。”蒋方斌的声音从大洋彼岸传来，隔着时差，带着些许疲惫——他那边应该是深夜了。

“没什么大事，就是跟你说一声，今年的报告我看过了，做得很好。”

“舅舅，你别操心这些了，好好休息。”

“我休息够了。”郭子建说，“有件事我一直想做，一直没做。现在该做了。”

“什么事？”

“我想把大雁工程这几十年的故事，写下来。

不是那种官方报告，是那些人的故事——那些我们帮过的孩子，那些帮过我们的人，还有……也是你舅妈的心愿。”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好，”蒋方斌说，“我支持你。你需要什么，跟我说。”

“不需要什么。就是一支笔，一张纸。我还没老到不会写字。”

他挂了电话，走到书桌前坐下。桌面上干干净净，只有一个笔筒、一盏台灯，和一张神爱玲的照片。

他拧开台灯，铺开稿纸，拿起笔。

写了很久。

第一个字是“我”字，歪歪扭扭的，像是小孩子写的。他看了看，撕掉，换一张纸，重新写。

这一次，他写的是：“我叫郭子建，今年七十八岁。我想讲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大雁的故事。”

写回忆录这件事，比郭子建想象的要难得多。

不是没东西写，是东西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