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年底，上面组织开了几次会，我去了。”他缓缓开口，“会上有人提出来，公安系统也要‘纯洁队伍’，查一查有没有‘动摇分子’、‘和稀泥的人’。”

沈莫北眉头一皱：“‘和稀泥的人’？这帽子可不小。”

“不小。”谢老点点头，“可你知道这话是谁说的吗？”

沈莫北摇头。

谢老伸出三根手指，又收回一根，只留食指和中指并拢，在桌上轻轻点了点。

“不是我们部里的人，是上面的，文化口那边过来的风，吹到政法口只是时间问题。”

沈莫北沉默了。

他知道谢老说的“上面”是什么意思。1964年的春天还没来，风向已经开始转了，文艺界的批判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李慧娘》到《北国江南》，从电影到戏曲，从小说到学术，一浪接一浪，每一浪都比前一浪更高。那些文章他都在报纸上看过，字里行间的火药味，浓得呛人。

“谢老，”他斟酌着开口，“您的意思是，政法口也要……”

“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谢老打断他，“是迟早的事，你想想，文艺界批完了，学术圈批完了，接下来该批谁？那些‘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帽子早就在那里了，只是还没人往头上扣。”

沈莫北心里一沉。这话他听得懂——太懂了。后世的历史书里，那些章节他翻过不知多少遍，可当亲耳听见一个亲历者用这样平静的语气说出来，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不是白纸黑字的记载，是活生生的人在风口到来之前的预感，带着体温，带着颤抖，带着无能为力的清醒。

“谢老，您觉得会动到我们部里？”

谢老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不是觉得，是已经动了。”

沈莫北眼神一凛。

谢老站起身，走到书架前，又从那一排《领袖选集》后面抽出一个小本子，牛皮纸封面，边角磨得发白。他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字，蝇头小楷，工工整整。

“去年十一月，文化部那边开始清理‘反动学术权威’；十二月，教育部跟进，说有些教授‘散布资产阶级思想’；今年一月，报社那边有人被揪出来了，说是‘漏网右派’。”他合上本子，转过身看着沈莫北，“你听听，这些名目，是不是很耳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