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惚间，他想起二十年前，在重庆一家兵工厂当学徒的日子。那时他还年轻，跟着一个德国回来的工程师学精密机械。工程师常说：“技术没有善恶，善恶在用技术的人。”

后来工程师成了“特务”，被带走了，再没回来。陈满仓也因为“历史问题”被调离核心岗位，辗转来到北方。再后来，王大发找到他，用他儿子“可能受影响的前途”和实实在在的黄金，把他拉进了这张网。

一开始只是小打小闹——改改钟表结构，做点精密的藏匿机关。后来要求越来越高：微缩胶卷的暗盒，延时触发装置，直到炸药……

他不是没有挣扎过。每次做完那些危险的“小玩意儿”，他都会整夜失眠，对着妻子的遗像发呆。但第二天，当王大发把新的图纸和材料放在他面前，他又会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一样开始工作。

习惯了，就麻木了，就像他手上这些老茧，起初磨破时钻心地疼，后来皮肉死了，变成一层厚厚的盔甲，再感觉不到什么。

远处传来几声狗吠，陈满仓猛地回过神，将烟卷塞回烟盒，该走了。

晚上十一点十分，电报局后街。

陈满仓靠在一条窄巷的阴影里，剧烈地咳嗽着。不是伪装，是真的咳嗽——多年吸入金属粉尘和化学气体，他的肺早就出了问题。咳了约半分钟，他掏出手帕捂住嘴，吐出一口带着血丝的浓痰。

第三个目标，也是最危险的一个：电报局老机房的通风道。

这里位于市中心，周围是居民区和商业街，即便夜深了也偶尔有行人，电报局本身更是戒备森严，不仅有保卫科，最近还增加了公安局的岗哨，要想进入老机房，唯一可能的路径就是那条建国前修建、如今已基本废弃的通风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