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气片发出滋滋的声响，劣质油漆在高温下散发出酸腐的气味，和抽屉里那瓶安眠药的味道混在一起。昨天半夜我数过，还有三十七颗，瓶身标签上的“请遵医嘱”四个字被指甲刮得模糊不清，露出底下苍白的底色，像某种被剥掉皮的器官。他们总说我该去看看医生，语气里带着那种处理麻烦垃圾时的不耐烦，仿佛我心里翻涌的不是脓血，而是可以用处方笺吸干的墨水。

“就不应该存在。”我用指节叩击着玻璃，冰花簌簌剥落，在窗台上积成一小堆灰白的粉末。存在是什么呢？是户口本上那个被墨水印死的名字，还是银行账户里永远在负数边缘徘徊的数字？上个月去看牙医，年轻的女医生指着X光片说我的智齿长歪了，压迫到神经，得拔掉。我盯着屏幕上那团模糊的阴影，突然想问她：“如果一个人的存在本身就是颗长歪的智齿，拔掉之后，脑子会不会空出一块能漏风的窟窿？”

小主，

窗外开始飘雪，细小的冰晶打在玻璃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我想起十二岁那年冬天，父亲把我锁在阳台上，说我要是认错就放我进来。零下十度的天，我穿着单衣跪在瓷砖上，看着玻璃上自己逐渐模糊的倒影，直到双腿失去知觉。后来母亲偷偷打开门，塞给我一个热水袋，她指尖的温度隔着布料传来，短暂得像错觉。可第二天早上，她又会在父亲面前抱怨我“不懂事”，仿佛昨晚那个偷偷掉泪的女人只是我的幻觉。

“别在这里等着，趁早自我了断。”我拉开抽屉，安眠药瓶在掌心滚来滚去，像一颗冰冷的蛋。上个月在顶楼天台，我攥着栏杆往下看，十九层的高度让胃里一阵翻搅。风把头发吹到脸上，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片被吹到边缘的叶子。可就在这时，楼下传来小孩的笑声，一个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蹦蹦跳跳地跑过，她母亲在后面追着，喊着“慢点跑，别摔着”。那声音太温暖了，暖得让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发烧，母亲用冷毛巾敷在我额头上的触感——原来有些温暖，是即使被伤害过千百次，也依然会在心底留下疤痕的东西。

我把药瓶扔回抽屉，金属碰撞声在寂静里格外刺耳。自我了断？多轻松的词。就像他们把离婚协议摔在我面前时说的“你选一边”，语气轻松得仿佛在问“今天吃米饭还是面条”。可他们不知道，从他们第一次在我面前摔碎茶杯时，我就已经在自我了断了——不是一次性的痛快，而是像被钝刀割肉，每天割掉一点感知，割掉一点希望，直到剩下这具麻木的躯壳，在这狗屎般的炼狱里来回拖拽。

“或者是逃出这个狗屎般的炼狱。”我走到衣柜前，拉开最底层的抽屉，里面堆着几件旧衣服，还有一个用胶带缠了又缠的帆布包。三年前我收拾好行李，站在玄关时，母亲突然从厨房冲出来，把一碗热汤泼在我脚边，汤渍在地板上烫出白色的印记，像某种警告的符咒。她说：“你要是敢踏出这个门，就当我没生过你。”那时我看着她泛红的眼眶，突然觉得很可笑——她明明知道，我早就希望自己从未被生下来。

帆布包的拉链头硌着掌心，我想起去年在火车站，眼看着火车开走，手里的车票被捏成一团废纸。站台上人来人往，每个人脸上都有明确的目的地，只有我像粒被风吹来的沙尘，不知道该落在哪里。广播里反复播放着“请乘客尽快检票”，那声音像根针，扎进太阳穴里嗡嗡作响。最后我蹲在垃圾桶旁边，把车票撕成了碎片，看着那些纸片被风吹进下水道，突然哭了——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连逃离都这么失败。

“不去寻找或问询。”我拿出手机，删掉了通讯录里所有亲戚的号码。上次外婆住院，姨妈在电话里说：“你妈不容易，你该多体谅她。”我握着听筒，听着那边传来麻将碰撞的声音，突然想问她：“我被父亲掐着脖子按在墙上时，你们在哪里？我妈把我的生活费拿去赌博时，你们又在哪里？”可最终只是说了句“知道了”，挂掉电话后，把那串号码拖进了黑名单。寻找什么呢？问询什么呢？这世上根本没有所谓的“感同身受”，有的只是旁观者的指指点点，和局内人腐烂的沉默。

雪越下越大，窗台上的冰花已经积了薄薄一层。我走到厨房，打开水龙头，冰冷的水哗啦啦地流着，在水槽里溅起细小的水花。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下有浓重的青黑，像被谁狠狠打了两拳。我想起昨天在便利店，收银员看着我的眼神——那是种混杂着警惕和怜悯的目光，仿佛我是个随时会掏出刀子的危险分子。其实她不知道，我连划破自己皮肤的勇气都快要没有了，那些曾经在手臂上留下的疤痕，现在都淡成了白色的细线，像嘲笑我连疼痛都留不住。

“我在这里等着，趁早跑的无影无踪。”我关掉水龙头，水滴在寂静中发出清脆的响声。等着什么呢？等着父亲哪天喝多了又把拳头挥过来，等着母亲把最后一点生活费也输光，还是等着这栋老楼在某个深夜轰然倒塌，把所有的不堪都埋进废墟里？其实我知道，我在等的，是那个能彻底跑掉的自己——那个在十五岁那年就该跳出阳台的自己，那个在三年前就该踏上火车的自己，那个此刻应该在旷野里狂奔，把所有记忆都甩在身后的自己。

可我跑不掉。

就像此刻，我看着窗外的雪越下越厚，把老槐树的枝桠都染成了白色，像一场盛大的葬礼。我知道，即使我真的收拾好行李走出这个门，也会像那片被风吹起的叶子，最终还是会落在某个同样冰冷的角落。因为有些炼狱，不是地理上的牢笼，而是刻在骨血里的诅咒——从被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在这片泥沼里挣扎，直到最后一点力气耗尽，沉下去，变成淤泥的一部分。

我重新拉开抽屉，拿出安眠药瓶，拧开盖子。三十七颗药片在掌心滚来滚去，像三十七颗冰冷的眼泪。窗外的雪还在下，世界渐渐被染成一片苍白。我想起小时候画的雪景，总是用蜡笔把天空涂成明蓝色，太阳是个巨大的橙红色圆圈，挂在雪山上。可现实里的雪天，天空总是铅灰色的，太阳躲在云层后面，连光都懒得洒下来。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原来有些东西，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比如对温暖的期待，比如对逃离的幻想，比如以为自己真的能成为什么不一样的存在。

我把药片倒进嘴里，干咽下去。苦涩的味道从舌根蔓延开，一直苦到胃里。我躺到床上，拉过被子盖住头，听着窗外雪落的声音，还有自己越来越慢的心跳。

就这样吧。

等着也好，跑也好，最终都是一样的。

在这片狗屎般的炼狱里，我们都是等着被雪埋掉的灰烬，连腐烂都透着寒意。

而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等了。

只是不知道，当我跑成无影无踪的那一刻，会不会有人发现，这个世界其实从来没有因为谁的存在或消失，而改变过一丝一毫。

大概不会吧。

就像窗外的雪，下了又停，停了又下，而老槐树的枝桠，永远在寒风里，做着抓挠天空的徒劳动作。

真好，终于可以睡了。

再也不用睁开眼睛，看这操蛋的一切了。

（三）

我蹲在行李箱前，拉链卡在破洞处怎么也拉不上。尼龙布料上沾着三年前在汽车站被雨渍洇出的霉斑，像块洗不掉的淤青。衣柜最底层的旧毛衣还露着线头，那是母亲去年冬天扯着我衣领时拽开的口子，现在线头缠在指尖，越缠越紧，勒得指骨发疼。窗外的梧桐又在掉叶子，枯叶砸在空调外机上的声音，和十七岁那年父亲把存折摔在我脸上的声响，竟有几分相似。

“为了逃走而活着。”我对着空荡荡的衣柜说，声音撞在木板上弹回来，带着嗡嗡的回响。镜子里的人正把最后一双袜子塞进背包，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虎口处还留着上周撬窗时被玻璃划开的疤。活着的意义成了一个括号，里面只填着“逃走”两个字，像具行尸走肉背着写满“离开”的墓碑，在人间晃荡。昨天在地铁里，看见一个背着登山包的男人，他手腕上系着褪色的红绳，让我想起十二岁那年偷藏起来的火车票——那是张去拉萨的硬座票，被母亲发现后撕成了碎片，混着她的唾沫星子，粘在我初中课本的扉页上。

行李箱的轮子卡在地板裂缝里，我踹了一脚，木屑飞溅到墙角的蛛网里。那道裂缝是父亲前年醉酒后用烟灰缸砸出来的，当时飞溅的瓷片划破了我的脸颊，现在摸上去还能感觉到皮下凹凸的疤痕。“趁早离开，离开这所谓的一切。”我把这句话咬在舌尖，尝到铁锈味的血。所谓的一切是什么呢？是母亲藏在米缸里的安眠药，是父亲锁在抽屉里的离婚证，还是邻居们透过猫眼窥视时，那双双像蛆虫一样蠕动的眼睛？上周去派出所换身份证，户籍警指着电脑屏幕说：“你看，你和你父亲的血型登记有问题。”我盯着那串血型代码，突然很想告诉她：“在这个家里，连血液都是错的。”

背包的肩带硌着肩胛骨，我想起高二那年逃学去火车站，在候车室蹲了一整夜。凌晨的广播里播放着《故乡的云》，旁边的流浪汉把脚伸到我面前，他袜子破洞处露出的脚趾，和我父亲冬天生冻疮的脚趾一模一样。后来我被班主任找到，他揪着我的衣领往学校走，路过一家婚纱店，橱窗里的模特穿着洁白的婚纱，头纱上缀着的水晶在阳光下闪瞎了眼。那时我想，原来幸福是可以被陈列的，像件与我无关的商品。

“再也不回来了因为本身就什么都没有好吧。”我用马克笔在行李箱侧面涂鸦，黑色墨水渗进布料纤维，像道永远不会结痂的伤口。什么都没有——母亲的梳妆台抽屉里，藏着我从小到大的奖状，每张奖状的边角都被她剪去了，她说“女孩子家要什么虚名”；父亲的床头柜里，压着一张婴儿的脚印照片，那是我出生时的脚印，现在照片边缘已经泛黄卷曲，像片被烤焦的落叶。他们说我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可这份礼物被扔在角落太久，落满了灰尘，连我自己都快认不出本来的模样。

楼道里传来邻居炒菜的油烟味，混杂着谁家孩子的哭闹声。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着母亲在厨房摔锅铲的声音，和父亲用钥匙开门的动静。他们又开始争吵了，内容无非是水电费、菜价，还有那些永远算不清的旧账。我数着他们争吵的频率，像数着倒计时的秒针——从五岁那年第一次目睹他们互扇耳光开始，到现在，刚好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七个日夜。

“从始至终就是这样子，只有你自己。”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美工刀，冰凉的金属贴着大腿内侧，像块随时会融化的冰。上个月在医院输液，看见邻床的老太太拉着护士的手说：“我儿子在美国，很忙。”她床头柜上的相框里，是张泛黄的全家福，照片上的小男孩缺了颗门牙，笑得一脸天真。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直到护士来拔针，针头刺破皮肤的疼痛，让我想起小学一年级，父亲用烟头烫在我手背上的触感。原来疼痛是会遗传的，就像他们争吵时扭曲的嘴脸，早已刻进我的骨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