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太阳就毒辣辣地晒下来。

摹形司地下的匠作间倒还阴凉，但空气里那股药味更浓了，闷在里头，闻久了让人头晕。张砚从五月底开始，就觉得“玄黄一号”有些不对劲。

说不上具体哪里不对。它还是按时起床，按时看书，按时接受测试，对答如流，举止得体。但张砚总觉得，那双眼睛里，多了些东西。不是预设的悲情，不是设计的忧郁，是另一种更隐晦、更锐利的东西——像在观察，在计算，在等待。

吴良也察觉了。六月初三那天，他私下对张砚说：“最近跟它接触，有什么异常吗？”

张砚想了想：“没有明显异常。就是……就是觉得它太‘静’了。以前还会主动说几句话，问些问题，最近很少了。”

吴良沉吟：“药量减了之后，自主意识会增强。这是正常的。只要不影响任务就行。”

但张砚觉得，不是“增强”那么简单。是某种质变。

六月初八，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张砚照例在“适应房”陪“玄黄一号”。窗外又下起雨，哗啦啦的，打在窗棂上。屋里光线很暗，点了盏油灯。

“玄黄一号”在看书，是《史记·项羽本纪》。看到垓下之围那段时，它忽然放下书，抬头看向张砚。

“张先生，”它问，“您说，项羽该不该过江东？”

张砚一愣。这个问题，不在预设范围内。他谨慎地回答：“历史已成定局，后人评说而已。”

“可如果项羽过了江东，历史会不会不一样？”它追问，眼神很认真。

“也许吧。但历史没有如果。”

“玄黄一号”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那如果……如果甲申年，崇祯皇帝南迁了，历史会不会不一样？”

这话问得危险。张砚心里一紧，面上尽量平静：“这是假设，不好说。”

“可人活着，不就是在做选择吗？”“玄黄一号”说，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选对了，活；选错了，死。或者……生不如死。”

它顿了顿，看向窗外雨幕：“张先生，您说，我这一生，有多少选择是自己做的？”

张砚答不上来。它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被设计好的。哪有什么选择？

“玄黄一号”似乎也不需要他回答。它转回头，继续看书，但张砚注意到，它翻页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那天张砚在记录里详细记下了这次对话。吴良看了，眉头皱起来。

“它开始思考‘选择’和‘命运’了。”吴良说，“这是自我意识深化的表现。要注意引导，不能让它往消极的方向想。”

“怎么引导？”张砚问。

“强化‘责任’和‘使命’。”吴良说，“让它觉得，它的命运虽然悲剧，但有意义。是为‘故国’，为‘气节’，为某种高于个人的东西而牺牲。这样，它才能坦然接受结局。”

张砚明白了。这是要给它的死亡，赋予意义。让它觉得，死得有价值。

可这种“意义”，不也是被灌输的吗？

六月中旬，“玄黄一号”开始出现一些更细微的变化。

它会自己调整作息。原本设定的起床时间是卯时三刻，但它常常提前半个时辰就醒了，在屋里慢慢踱步，或者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它会挑剔饮食。原本的药膳，它吃了几口就放下，说“没滋味”。吴良让厨子调整配方，加了点盐和香料，它才勉强吃下去。

最让张砚在意的是，它开始“回忆”一些没有被灌输过的细节。

有天它说，记得小时候在宫里，有个姓贺的老太监，会做一种特别的糖人，用的是麦芽糖和芝麻，捏成各种小动物。

张砚查了档案，朱慈焕的口供里，提到过“贺太监”，但没提糖人。这个细节，可能是它自己“创造”的，也可能是零散信息在脑子里拼凑出来的。

还有一次，它说梦见自己在一条很长的巷子里走，两边都是高墙，看不见头。巷子里有回声，像很多人在同时说话，但听不清说什么。

这个梦，张砚觉得熟悉——他自己也做过类似的梦，在摹形司这些年，压力大的时候就会梦到。难道是“玄黄一号”感应到了他的梦境？还是说，这种“被困”的焦虑，是这种环境下所有“囚徒”共有的？

张砚把这些问题都记下来。吴良看后，没说什么，只是让药房调整了“安神汤”的配方，加大了催眠成分。

但效果似乎有限。

六月廿五，“玄黄一号”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那天吴良在场，例行测试。问完预设问题后，“玄黄一号”忽然说：“吴先生，我想出去看看。”

屋里静了一瞬。吴良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很快恢复：“出去？去哪儿？”

“就外面，院子里。”“玄黄一号”说，“我来了这么久，还没出过这间屋子。我想看看树，看看天，哪怕就一刻钟。”

它的语气很平静，但眼神里有种不容拒绝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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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良想了想，点头：“好，明天上午，让张先生陪你出去走走。就一刻钟。”

第二天上午，雨停了，阳光很好。张砚陪着“玄黄一号”走出“适应房”，来到院子里。

这是它“醒”来后第一次真正接触外界。院子不大，四面都是高墙，墙头插着碎玻璃。正中是那棵半枯的老槐树，树下有个石凳。

“玄黄一号”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感受脚下土地的质地。它走到槐树下，抬头看树。阳光透过稀疏的叶子，在它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这树……多少年了？”它问。

“不知道。”张砚说，“我进司时就在，二十多年了。”

“它活得真久。”“玄黄一号”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树皮，“看过多少人来了又走。”

张砚不知该怎么接话。

“玄黄一号”在树下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墙边，仰头看墙外的天空。天空很蓝，有几朵白云慢慢飘过。偶尔有鸟飞过，很快消失不见。

它看了很久，久到张砚提醒：“时间快到了。”

它转过身，看着张砚：“张先生，您说，墙外是什么样子？”

“就是……普通的街巷，百姓人家。”

“百姓……”它重复着，眼神有些飘忽，“他们每天做什么？想什么？会不会……会不会有时候想起前朝？”

这话问得危险。张砚没回答。

“玄黄一号”也没指望他回答。它最后看了一眼天空，转身往回走。进门前，它忽然停下，说：“张先生，谢谢您。”

张砚一愣：“谢什么？”

“谢您陪我。”“玄黄一号”说，“在这里，您是对我最……真实的人。”

真实？张砚心里一刺。他哪里“真实”？他也在演，也在骗。

但他没说出口。

回到屋里，“玄黄一号”又恢复了平时的状态。看书，写字，偶尔问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但张砚觉得，这次外出，像在它心里种下了什么。某种……渴望。

七月初，吴良开始准备“放生”计划。

按照内务府的安排，“玄黄一号”将在七月中旬“逃”出北京，前往山东东昌府。那里有内应接应，安排它“偶遇”几个真正的反清遗民，取得信任后，再“不慎”暴露，被当地官府“抓获”。

整个过程要自然，不能有破绽。所以需要“玄黄一号”配合——它要真的以为自己是在“逃亡”，是在“联络旧部”，是在为“复明”努力。

这就需要更高明的操纵：既要让它有自主行动的空间，又要确保它不偏离预设轨道。

吴良把计划的大致框架告诉了“玄黄一号”。说得很艺术：说朝廷已经注意到它，可能要对它不利；说外面有“自己人”接应，要带它去安全的地方；说这是“重振旗鼓”的机会。

“玄黄一号”听得很认真。听完后，它问：“吴先生，您会跟我一起走吗？”

吴良摇头：“我得留在这里，善后。你到了那边，会有人接应。”

“那些人……可靠吗？”

“可靠。都是多年潜伏的弟兄。”

“玄黄一号”点点头，没再问。

但张砚注意到，它眼神里有一丝疑虑。不是对计划的疑虑，是对吴良的疑虑。

七月初十，最后一次全面测试。

这次模拟的是逃亡路上的各种情境：遇到盘查怎么应对，遇到可疑人物怎么周旋，遇到危险怎么脱身。“玄黄一号”表现得几乎完美。那些预设的回答、动作、情绪，都恰到好处。

测试结束后，吴良很满意：“可以了。三天后，按计划行动。”

但就在那天晚上，出了意外。

子时前后，张砚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是值夜的杂役，脸色慌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