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禁止民间大肆燃放，但总有人偷偷放几个。

“十年了。”吴良给张砚斟了杯酒，“时间真快。”

张砚接过酒杯。酒是绍兴黄酒，温过的，香气醇厚。“是啊，十年了。”

“这十年，你做得不错。”吴良举杯，“心思细，记性好，嘴也严。司里需要你这样的人。”

张砚道了谢，抿了口酒。酒入喉，暖意散开。

“这次博学鸿儒科的事，你怎么看？”吴良问。

张砚斟酌着词句：“工程浩大。三百多人，要一个个查清楚，不容易。”

“是不容易。”吴良放下酒杯，“但必须做。皇上要的，不只是才学之士，更是‘自己人’。你明白吗？”

“明白。”

“不明白。”吴良摇头，“你只明白表面。我告诉你，这次开科，取中的一百人，将来可能有人入阁，有人做尚书，有人放巡抚。他们的学问、能力倒在其次，关键是要可靠。要从小读圣贤书，心里装的却是大清的天下。”

张砚听着。这话说得露骨，几乎不像吴良平时的风格。

“所以咱们的工作，就是确保这一百人，个个可靠。”吴良看着他，“不可靠的，要么筛掉，要么……变得可靠。”

“怎么变？”张砚忍不住问。

吴良笑了，夹了筷菜。“法子多得很。有的人，给点好处就听话；有的人，吓一吓就老实；还有的人……”他顿了顿，“需要下点功夫。”

张砚没再问。他知道“下点功夫”是什么意思。

正月初五，衙门开印。张砚继续整理名单。到正月十五时，已经完成了大半。

这天下午，他在整理一个叫傅山的山西士人资料时，又看到熟悉的情况。

傅山，字青主，山西阳曲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他被强征入京，但抵死不从，称病不参加考试。最后朝廷无奈，授了他一个“内阁中书”的虚衔，放他回乡。此事当年轰动一时，被视为遗民气节的象征。

这次名单里又有他。

张砚调出傅山的卷宗。摹形司的记录很详细，甚至有一份他当年在京称病时的太医诊案副本——脉象平稳，无大病征，显是托词。

还有一份康熙二十二年的密报，说傅山回乡后，闭门着述，但与一些“心怀怨望”的遗民仍有书信往来。“其子傅眉，近年渐露头角，交游颇广，需留意。”

张砚把傅山和黄宗羲的卷宗放在一起。这两人情况相似：声望高，气节硬，明显不愿合作。为什么还要一再征召？

他忽然想到一个可能：也许朝廷要的，不是他们合作，而是他们“被合作”。通过反复征召，制造一种印象——连黄宗羲、傅山这样的人都接受了朝廷的官职，其他士人还有什么理由抗拒？

这是一种驯服。用荣誉和压力，慢慢磨掉他们的棱角。

或者，还有更深的目的……

正月二十，张砚把整理好的三百多份卷宗交给吴良。吴良花了三天时间一一翻看，最后挑出四十多份，放在一边。

“这些，要重点处理。”他说。

张砚看了看，黄宗羲、傅山都在其中，还有十几个在档案里被标注为“性情偏激”“交游复杂”“家世有疑”的人。

“怎么处理？”他问。

“分几种。”吴良说，“有的，让地方官再去劝一劝，许些好处——比如子弟优先录科，比如家族减免些赋税。有的，让他们的师友去劝，从人情入手。还有的……”他指着最上面几份，“得咱们亲自来。”

张砚看着那几份卷宗。除了黄宗羲、傅山，还有三个人：一个叫顾炎武的昆山人，一个叫王夫之的衡阳人，一个叫李颙的陕西人。都是在遗民中声望极高的。

“这些人，劝不动吧？”张砚说。他知道顾炎武，此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着称，立志不仕二姓，四处游学，行踪不定。

“劝不动，就别劝了。”吴良说，“但要让他们‘看起来’劝动了。”

张砚一愣。

“博学鸿儒科的名单，最终是要公布的。”吴良缓缓道，“名单上有这些人的名字，就是一种姿态。他们来不来，考不考，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天下人知道，朝廷征召了他们，给了他们机会。至于他们拒不拒绝……那就不一定人人都知道了。”

张砚懂了。这是一种舆论操作。把黄宗羲、傅山这些人的名字放进征召名单，制造他们“可能出山”的假象，动摇其他遗民的决心。就算他们坚辞，朝廷也可以说“已屡次征召，仁至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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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咱们要做什么？”他问。

“做两件事。”吴良说，“第一，收集这些人近年来的诗文、书信，找出任何可能‘软化’的迹象——比如夸过皇上某句诗写得好，比如感叹过民生不易，哪怕只是一句含糊的话。第二……”他顿了顿，“准备一些材料。”

“材料？”

“嗯。”吴良从抽屉里取出几页纸，递给张砚。

张砚接过看。是几首诗，署名为黄宗羲。但他读过黄宗羲的诗集，不记得有这些。

“这是……”

“新发现的‘佚诗’。”吴良说，“黄宗羲早年所作，流露出对时局的无奈，对百姓的同情，甚至有一丝……对新朝的期待。”

张砚迅速浏览。诗写得确实像黄宗羲的风格，用典、措辞都像。内容也确实如吴良所说，有“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的感慨，也有“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襟怀。

但最后那首，有一句让他心里一跳：“莫道新朝非旧主，黎民元是汉家儿。”

这几乎是在说：新朝旧朝无所谓，只要百姓过得好。

这真是黄宗羲写的？

他抬头看吴良。吴良也正看着他，眼神平静。

“这些诗……从哪里来的？”张砚问。

“从黄宗羲的故纸堆里‘找’出来的。”吴良说，“他早年游历四方，散佚的诗稿很多。有几首流落在外，被人发现，献给了朝廷。”

张砚明白了。这些诗是伪造的。摹形司要制造黄宗羲“态度软化”的证据，动摇他的形象，也动摇那些以他为榜样的遗民。

“傅山、顾炎武他们……也有？”他问。

“都有。”吴良点头，“每个人，都要准备一些材料。诗文、书信、甚至日记片段。要做得像，时间、地点、背景都要能对上。”

张砚感到一阵寒意。这不只是篡改记忆，是直接在创造“历史”。伪造这些人的文字，篡改他们的形象，让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朝廷宣传的工具。

“这事……您来做？”他问。

“你和我一起。”吴良说，“你文笔好，又熟悉这些人的风格。从明天起，咱们就开始。”

张砚想拒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知道自己没有选择。

正月廿五，工作正式开始。

吴良给了张砚一叠资料——黄宗羲、傅山、顾炎武、王夫之、李颙五个人的详细生平、着述目录、诗文风格分析，还有摹形司搜集到的他们的真迹样本。

“先仿黄宗羲的笔迹。”吴良说，“他写字有特点，起笔重，收笔轻，转折处多顿挫。你练练。”

张砚铺开纸，对着黄宗羲的真迹临摹。他原本就善于模仿笔迹，这是当年被选入摹形司的原因之一。练了三天，已经能写出七八分像。

然后开始“创作”。

吴良给了大致的方向：要流露出对前明的怀念，但更多的是对百姓疾苦的关切；要承认清朝统治的既成事实，表达一种无奈的接受；要强调“天下”重于“一家一姓”，暗示为苍生计，可以妥协。

张砚写得很痛苦。每写一个字，都觉得自己在玷污什么。黄宗羲是他敬重的人，那样一个坚守气节、着述等身的大儒，现在却要被他这个无名小吏，用笔伪造出“软化”的姿态。

但他不得不写。

第一首诗，他写了三稿才通过。吴良看了，指出几个问题：“‘故国’二字太重，改成‘旧京’；‘忍看’太悲愤，改成‘遥忆’；最后两句力道不够，要再加点‘为生民立命’的意思。”

张砚改。改着改着，他忽然想起那些被修正的口供。当时他也是这样，一笔笔涂掉“不正确”的细节，改成“正确”的版本。

原来，他们一直在做同样的事：修正记忆，修正文字。

只不过，以前是对囚犯，对副本，现在是对天下闻名的大儒。

区别在哪里？

他找不到答案。

二月初，完成了黄宗羲的“佚诗”七首。接着开始伪造傅山的书信。

傅山以医术、书画着称，性格狂放。吴良要求模仿他给友人的信，谈论养生、书画，偶尔穿插对时局的感慨——要表现得豁达，看淡名利，甚至对朝廷的某些政策表示理解。

张砚找了傅山的一些真迹书信来读。傅山的字确实狂，行草夹杂，大小错落，很难模仿。他练了五天，才勉强像个样子。

写信时，他努力揣摩傅山的心态：一个经历国破家亡的老人，晚年专注于医术、学问，是不是真的会看淡一些事？是不是真的会在某些时刻，对当下的太平产生一丝认可？

他不知道。他只能猜测。

写完三封信，吴良很满意。“就是这个味道。要的就是这种‘似有若无’的态度。太明显了假，太隐晦了没用。要让人看了觉得：傅青主虽然不仕，但对朝廷也没那么抵触。”

张砚没说话。他觉得自己像个裁缝，在给这些大儒量身定做“新衣”。衣服很合身，但穿衣服的人不知道，也不会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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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旬，开始伪造顾炎武的日记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