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

腊月初七，晌午刚过，前门大街西河沿的一间小茶馆里，张砚盯着桌上的茶盏出神。茶已经凉了，水面浮着层薄薄的灰膜。他在这里坐了整整一个时辰，等一个不知会不会来的人。

两个月前，他还是绍兴府衙门里一个不起眼的书吏，专司整理刑名旧档。干了十二年，从二十岁熬到三十二岁，眼看这辈子也就是个抄写命的料。直到那天下值前，府台大人亲自将他叫进后堂。

“你懂笔迹鉴定？”府台没抬头，手里翻着一本册子。

“回大人，略通一二。在衙门这些年，经手的卷宗多了，慢慢看出些门道。”张砚弓着身答。

“速记呢？”

“早年跟过一位刑名师爷，学过些速记的法子，记性还算过得去。”

府台这才抬眼看他，眼神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给你三天，收拾行李，去京城。内务府要人。”

张砚愣住了。内务府是皇家的家务衙门，他一个汉人小吏，何德何能？

“别多问。”府台摆摆手，“去了就知道了。这是机缘，也是……”后半句咽了回去，只补了句：“好自为之。”

此刻坐在京城茶馆里，张砚还在琢磨那后半句究竟是什么。窗外传来车马声，他下意识看过去，一辆黑篷马车停在茶馆门口。车帘掀开，下来个穿灰缎棉袍的中年人，脸白净得有些不自然，没留胡子。

那人径直走到张砚桌前，也不坐，只问：“张砚？”

“正是。”

“跟我走。”

马车穿过大半座北京城。张砚坐在车里，透过帘子缝隙往外看。街道、铺面、行人，一切都在腊月的寒气里显得灰扑扑的。马车最后拐进一条窄巷，在一扇不起眼的黑漆小门前停下。

门里是个三进院子，安静得反常。几个杂役模样的低头干活，动作轻得听不见声响。灰袍人领着张砚穿过前院，进了一间厢房。

屋里烧着炭盆，暖得让人发闷。桌上已经摆好了笔墨纸砚，还有一叠空白的册子。

“从今天起，你在这里当差。”灰袍人的声音平直，没什么起伏，“我是吴良，这里的管事。你每日的工作，就是记录、比对。”

“记录什么？”张砚问。

吴良没直接回答，从怀里掏出个扁平的铜匣，打开，取出一份文书推过来。“先把这个签了。”

张砚接过细看。文书用的是宫中常见的黄麻纸，抬头写着“具结书”三字。内容无非是宣誓效忠、严守秘密之类，但措辞比寻常衙门文书严厉得多，动辄就是“凌迟”“族诛”。最奇怪的是末尾有一行小字：“自愿接受一切必要之约束与调理，以保心神澄明。”

“这约束与调理是……”张砚抬头。

“签了再说。”吴良递过笔。

笔是上好的狼毫，笔杆温润。张砚蘸了墨，正要落笔，忽然觉得那墨色不太对——太深了，深得发苦。他犹豫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