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冬雪比往年来得早，北京的街头刚落了层薄雪，聂红玉就接到了汤书记从黄土坡打来的长途电话。听筒里的声音裹着风雪的凉意，却透着难掩的焦急：“红玉啊，希望小学是盖起来了，可问题也来了——有六个娃交不起学费，家长都来公社哭，说要么让娃退学回家放羊，要么就只能让丫头片子早早嫁人换彩礼。”
办公桌上的台历刚翻到12月，旁边堆着山西分厂送来的首批“杂粮酱菜”样品，标签上“山西特产”的字样鲜红醒目。聂红玉握着听筒的手指微微收紧，窗外的雪粒子打在玻璃上，噼啪作响。她想起1968年刚到黄土坡时，看到村里的孩子连像样的纸笔都没有，小石头的启蒙还是她用树枝在地上教的；更想起前世自己虽读了大学，却因行业动荡被裁，那种“空有学识无处用”的憋屈，与此刻孩子们“想学却不能学”的绝望，像两根针，扎得她心口发疼。
“汤书记，您别急。” 聂红玉的声音沉稳下来，“学费、书本费，我来解决。不仅是这六个娃，黄土坡所有读不起书的孩子，我都包了。” 她顿了顿，目光落在墙上“诚信为本”的匾额上——那是陈教授当年送的，现在又多了层分量，“我想设立一个‘红玉奖学金’，不光管学费，成绩好的娃还能拿奖励，让乡亲们知道，读书比放羊更有盼头。”
挂了电话，沈廷洲端着刚温好的红糖水走进来，军绿色的手套上还沾着雪：“跟汤书记通电话？我刚从印刷厂回来，山西分厂的包装印好了，你看看。” 他把一摞包装样品放在桌上，瞥见聂红玉发红的眼眶，连忙放下杯子，“怎么了？是不是山西那边出问题了？”
聂红玉把汤书记的话复述一遍，拿起桌上的红糖水喝了一口，暖意顺着喉咙滑下去：“我小时候家里穷，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后来自考的大学，知道没文化有多难。穿越到1968年，原主更是大字不识一个，才会被钟守刚骗，被李秀莲欺负。现在日子好了，不能让黄土坡的娃再走这条路。” 她抓住沈廷洲的手，“廷洲，咱们挣的钱，要花在刀刃上。建工厂是为了活命，办教育是为了活得有根。”
沈廷洲的手一僵，随即用力回握：“你说得对。我爹当年就是因为没文化，被人骗着签了‘逃兵’的假证明，到死都没平反。要是他能读书识字，也不会落得那样的下场。” 他从口袋里掏出个存折，“这是咱们这两年的积蓄，除了扩厂的钱，剩下的都给你，不够我再去跟战友借。” 聂红玉看着存折上的数字，眼眶更热——这个耿直的男人，永远是她最坚实的后盾。
消息传到家里，柳氏正在给小石头缝新棉袄，听到要给黄土坡的娃设奖学金，手里的针线停都没停，直接把棉袄往炕上一放：“这是积德的好事！我当年嫁给你爹，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去公社领粮票都得让人代签，那滋味不好受。” 她翻箱倒柜找出个木匣子，里面是这些年聂红玉给她的零花钱，还有沈廷洲寄来的抚恤金，“这里有三百块，你拿去，给娃们买些纸笔本子。”
小石头放学回来，听说妈妈要给黄土坡的小朋友设奖学金，立刻把自己的储蓄罐抱了过来，“哗啦”一声倒在桌上，全是几分、一毛的硬币：“娘，这是我攒的钱，给弟弟妹妹们买书包。老师说，知识就是力量，我要让他们都有力量。” 聂红玉蹲下来，摸着儿子的头——小石头现在读小学五年级，成绩一直是年级第一，这是她穿越过来后，最用心浇灌的“希望”。
陈教授得知消息，特意冒着风雪从郊区赶来，带来一箱子旧书：“这些是我以前收藏的课本和课外书，虽然旧了，但还能看。” 他戴着老花镜，手指拂过泛黄的书页，“我年轻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是老师资助我读完的大学。现在红玉你做这件事，比建十个工厂都有意义。” 他又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奖学金的细则建议，“要分等级，小学、初中、高中不一样，还要设‘特困补助’，不光管学费，还要管娃们的吃饭问题。”
三天后，聂红玉带着沈廷洲、小石头和一车子物资，踏上了回黄土坡的路。吉普车在积雪的土路上颠簸，窗外的白杨树光秃秃的，却能看到远处希望小学的红砖墙——那是用“红玉食品”捐的钱盖的，屋顶的烟囱正冒着青烟。汤书记和张云生早在村口等了，冻得脸通红，看到吉普车，立刻迎了上来：“红玉妹子，你可来了！娃们听说你要来看他们，天不亮就守在学校门口了。”
希望小学的院子里，扫出了一块干净的空地，十几个孩子穿着打补丁的棉袄，踮着脚往村口望。看到聂红玉从车上下来，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突然跑了过来，手里攥着个皱巴巴的布包，怯生生地说：“聂阿姨，我……我不要您的钱，我能帮您腌酱菜换学费吗？我娘说，人要靠自己。” 小姑娘叫丫蛋，是汤书记说的六个特困生之一，爹早死，娘身体不好，家里就靠她放羊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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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红玉蹲下来，擦掉丫蛋冻得通红的脸上的雪沫：“丫蛋真乖，懂得靠自己。但阿姨告诉你，现在你最重要的任务是读书，等你长大了，用知识帮阿姨把酱菜卖到全世界，那才是最厉害的‘靠自己’。” 她打开车上的物资箱，拿出一件崭新的花棉袄：“来，穿上这件棉袄，咱们先去教室看看。” 丫蛋抱着棉袄，眼泪“吧嗒”掉在雪地上，却倔强地抿着嘴，不肯哭出声。
教室是新盖的，刷着白灰，摆着三十张崭新的木制课桌，都是聂红玉特意从北京订做的。但墙角堆着的“课本”，却是用粗纸订的，上面是老师用毛笔写的课文；孩子们的“笔”，是用树枝削的，“本子”是用草纸缝的。老教师王老师叹了口气：“聂厂长，不是我们不想用好课本，是县里的新华书店缺货，就算有，娃们也买不起。”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摞作业，“你看，丫蛋的作业写得最认真，字比城里的娃都漂亮。”
聂红玉翻着丫蛋的作业，字迹工整有力，像刻在纸上一样。她突然想起前世自己被裁后，在人才市场看到的那些因没学历被拒之门外的年轻人，心里更坚定了想法。“王老师，” 聂红玉把一摞崭新的课本和作业本放在桌上，“这些是给娃们的，明天我就让人从北京再送一批来。另外，我给学校请了两个代课老师，都是师范毕业的，下个月就到岗。”
当天下午，聂红玉就在公社召开了“红玉奖学金”设立大会。黄土坡的乡亲们都来了，挤满了公社的院子。聂红玉站在临时搭的土台上，穿着藏蓝色的棉袄，声音洪亮：“乡亲们，1968年我刚到黄土坡，是你们给我一碗红薯饭，救了我的命。现在我日子过好了，不能忘了本。” 她举起手里的奖学金细则，“‘红玉奖学金’今天正式设立：小学阶段，特困生全免学费、书本费，每月补助十块生活费；初中阶段，补助翻倍；考上高中的，每年奖励五百块；考上大学的，学费全免，每月再给一百块生活费！”
话音刚落，院子里就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丫蛋的娘扶着墙，眼泪直流：“聂妹子，你真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我再也不用逼丫蛋嫁人了。” 一个老汉颤巍巍地走上前，给聂红玉鞠了一躬：“聂厂长，我孙子脑子灵光，就是家里穷，你这是给娃们指了条明路啊！” 沈廷洲站在台下，看着被乡亲们围住的妻子，脸上露出了骄傲的笑容——他的媳妇，从来都不是只想着赚钱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