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怎么解释林乐乐脖子上的勒痕？法医说是尼龙绳勒的，但孩子桥几十年来那么多溺亡的孩子，脖子上都有类似的痕迹。总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被同一种方式谋杀的吧？”
马警官沉默了很久。
“我入行的时候，”他终于开口了，“我的师父告诉我一件事。他说，孩子桥下面的河里，确实有东西。不是水鬼，是一种……现象。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亲眼看到过河水自己翻涌起来，像有什么东西在水下翻滚，但水面上什么都没有。他说那种感觉很奇怪——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悲伤。”
“悲伤？”
“对。他说他站在桥上，看着河水翻涌，突然觉得很悲伤，想哭，想跳下去。不是那种绝望的悲伤，而是一种……孤独的、无助的悲伤。像是一个孩子在被窝里偷偷哭的那种感觉。”
我后背的汗毛又竖了起来。
“你师父……他现在在哪里？”
“死了。”马警官说，“十五年前，他退休之后的第三天，去孩子桥钓鱼，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人们在下游两公里的地方找到了他的尸体。溺亡的。脖子上有一圈紫色的勒痕。”
办公室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我和马警官对视着，谁都没有说话。窗外传来一阵乌鸦的叫声，嘶哑而凄厉，像是在预告什么不祥的事情。
“沈师傅，”马警官掐灭了烟头，站起身，“这颗纽扣我会拿去化验。你这边……多注意安全。”
“什么意思？”
马警官没有回答，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走了。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家。我留在殡仪馆的办公室里，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包括那盏从来不用的台灯。我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一本没看完的推理小说，但一个字都看不进去。
我在等。等什么，我也不知道。
凌晨一点，殡仪馆里安静得像一座坟墓——当然，这里本来就是存放尸体的地方，安静是正常的。但今晚的安静不同，是一种有重量的安静，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掌捂住了整个建筑，把所有声音都吸走了。
然后我听到了脚步声。
不是走廊里的脚步声——那是从天花板上传来的。轻轻的、缓缓的、像是有一个小孩子在天花板上走来走去。
我抬起头，盯着白色的天花板。什么也没有。但脚步声还在继续——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来来回回地走，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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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身，走到门口，打开门，探头看了看走廊。走廊里空无一人，灯管发出惨白的光，照亮了灰白色的墙壁和灰色的地砖。
脚步声停了。
我站在门口，屏住呼吸，侧耳倾听。安静了大概三十秒，然后——
“叔叔。”
声音从我身后传来。从我办公室里面传来的。
我猛地转过身。
办公室里空无一人。灯还亮着，台灯还开着，小说还摊在桌上。一切都没有变。
但我的办公椅上，有一个人形的凹痕——像是有人刚刚坐过。椅面上有一小片水渍，正在慢慢地渗入椅垫的布料中。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把椅子，感觉自己的心脏在胸腔里猛烈地撞击着肋骨。
然后我看到了桌上的小说。它被翻到了另一页——不是我刚才看的那一页。那一页上只有一行字，是印刷体，但被人用什么东西描了一遍，描得很粗很重，像是有人用手指在字迹上一笔一画地描过。
那行字是：
“他就在你身后。”
我感觉一股冰凉的气息吹在我的后颈上。
我慢慢地、慢慢地转过头。
什么都没有。
但我的余光捕捉到了一个东西——办公室的窗户。窗户是关着的，玻璃上蒙着一层薄薄的水雾。在水雾中，有人用手指写了一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一个刚学会写字的孩子写的：
“叔叔，带我回家。”
我冲出办公室，跑过走廊，跑出殡仪馆的大门，一头扎进夜色中。我蹲在停车场的角落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浑身抖得像筛糠。
过了大概十分钟，我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我抬起头，看着殡仪馆的建筑——一栋灰色的三层小楼，所有的窗户都是黑的，除了我办公室的那一扇。
那扇窗户亮着灯，灯光是暖黄色的，在夜色中看起来很温暖，很安静。但在灯光的映照下，窗户玻璃上有一个小小的身影——一个孩子的轮廓，贴得很近，像是在向外张望。
我闭上眼睛，再睁开的时候，那个身影已经不见了。窗户上只剩下那行歪歪扭扭的字：
“叔叔，带我回家。”
五
那天晚上我没有再回殡仪馆。我开车在城里转了半个小时，最后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坐到了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班。馆长看到我的样子，问我是不是生病了，让我回家休息。我说没事，然后去了冷藏室。
我要再确认一件事。
拉开冷柜，掀开白布，男孩的遗体还是老样子。但这一次，我注意到他的右手又变了——手指完全张开了，掌心朝上，像是摊开手在向人要什么东西。
那颗纽扣已经被我取走了，但他的手心里又有了一样东西——一小撮头发。黑色的、柔软的、大概五六根，卷曲着躺在他的掌心里。
我用镊子夹起那几根头发，放在灯光下看。头发的发质很好，又黑又软，和男孩自己的头发很像。但我对比了一下——男孩的头发更长一些，这些头发更短，大概只有两三厘米长，像是一个刚理过发的人留下的。
而且，这些头发的发根处带着毛囊——这意味着它们不是自然脱落的，而是被连根拔起的，或者是被人用力扯下来的。
我把头发也装进了证物袋。
然后我注意到男孩的指甲。他的指甲缝里又有了一些白色的絮状物——和上次一样的棉花纤维。但这一次，纤维更多了，几乎填满了所有指甲的缝隙，像是他用双手拼命地抓过一团棉花。
我看了看他的手——手腕上还有我上次缠的胶带，但已经松了，像是被挣开过。胶带的边缘有一些细小的撕裂痕迹，不是被剪开的，是被扯开的。
一个死人，挣开了缠在手腕上的医用胶带。
我重新给他缠了两圈胶带，这次缠得更紧一些。然后我合上白布，关上了冷柜。
走出冷藏室的时候，我在走廊里遇到了老刘。
“沈哥，”老刘叫住我，手里拿着一根没点着的烟，“听说你在查那个孩子的事？”
“怎么了？”
“我跟你说个事。”老刘四下看了看，压低了声音，“前天晚上我值班，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冷藏室的时候，听到里面有声音。”
“什么声音？”
“像是有人在里面走路。轻轻的，啪嗒啪嗒的，像是光着脚踩在瓷砖上。”老刘的脸有些发白，“我以为有人进去了，就趴在门上听了一会儿。然后我听到了一个小孩的声音，在唱歌。唱的是什么……我记不清了，反正是一首儿歌，调子很老的那种。”
“你进去了吗？”
“没有。”老刘摇头，“我又不傻。我直接回值班室了，把门锁上了，一晚上没出来。”
“然后呢？”
“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去冷藏室检查，门是锁着的，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老刘顿了顿，“地上有一串湿脚印。很小的脚印，从冷柜前面一直走到门口，然后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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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告诉馆长了？”
“没有。说了他也不会信。再说了，这种事在咱们这行，说出来不吉利。”老刘看着我，“沈哥，你是不是也在那个孩子身上看到了什么？”
我没有回答。
“我跟你说，”老刘把烟叼在嘴上，但没有点燃，“我在这行干了十几年，什么怪事都见过。但我总结出来一个道理——你越是不怕它，它就越是不会找你。这些东西，说白了就是一股气，一股没散掉的怨气。你不理它，它自己就走了。”
“你信这个？”
“我不信，但我也不不信。”老刘说了一句很绕的话，“反正我的原则是——敬而远之。”
老刘走了之后，我站在走廊里想了很久。敬而远之，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问题是，我已经被卷进来了。那个男孩选择了我——或者说，选中了我。
为什么是我？
我回想第一天晚上给男孩化妆的情景。我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吗？没有。我只是按照标准的流程给他整理仪容，唯一和别人不同的是——我没有给他换上新衣服，而是让他穿着自己的蓝衣服走的。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也许那件蓝衣服对他来说有特殊的意义，而我让他穿着它离开，所以他觉得我是可以信任的人。
或者，也许只是因为我是最后一个碰过他身体的人。在一些民间传说里，最后一个接触死者的人，往往会被死者“记住”。
不管是哪种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那个男孩没有走。他还在殡仪馆里，在那间冷藏室里，在那具小小的身体里。或者，不在身体里，而是在某个我看不到的地方，徘徊着，等待着。
他在等什么？
“叔叔，带我回家。”
我想起了窗户上的那行字。带我回家——他不是要我带他回他的家，而是带他去某个他称之为“家”的地方。那个地方是哪里？
我决定去孩子桥看看。
那天下午，我请了半天假，开车去了城东。孩子桥在城市的东郊，是一座很古老的石拱桥，桥面很窄，只能并排走两个人。桥栏杆是青石雕的，被风雨侵蚀得斑斑驳驳，上面长满了青苔。
桥下的清水河比我想象的要宽一些，河水是深绿色的，看起来很平静，但水面上偶尔会冒出一串气泡，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水底呼吸。
我站在桥上，往下看。河水很深，靠近桥墩的地方有一个漩涡，不大，但一直在转，像是在搅拌着什么。我盯着那个漩涡看了很久，突然有一种冲动——想跳下去。不是害怕，不是绝望，而是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像是河水在对我说“下来吧，下来吧，下面很舒服的”。
我猛地退后一步，后背撞在桥栏杆上，出了一身冷汗。
这就是马警官说的“悲伤”吗？那种孤独的、无助的悲伤，像是一个孩子在被窝里偷偷哭的感觉。我刚才确实感受到了——不是我自己想哭，而是一种外来的情绪，像是有人把一滴墨水滴进了清水里，慢慢地扩散，染黑了整杯水。
我深吸一口气，稳住了心神。然后我开始沿着河岸走，寻找案发的具体位置。
河岸两边是一些老旧的居民区，房子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红砖灰瓦，墙面上爬满了藤蔓。有些房子已经空了，窗户破了一半，黑洞洞的像一只只眼睛。
走了大概两百米，我看到河岸上有一小片被警戒带围起来的区域——那就是发现林乐乐的地方。警戒带已经有些松了，被风吹得飘飘荡荡的。
我翻过警戒带，走到河岸边。地面是泥土的，长着一些杂草，靠近水边的地方有一些凌乱的脚印——大概是警察和法医留下的。
我蹲下来，看着河水。这里的水比桥下更浅一些，能看到水底的淤泥和一些破碎的水草。水面上漂浮着几片落叶，慢慢地向下游漂去。
然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
在水边的泥土里，半埋在淤泥中，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东西。我伸出手，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泥里挖出来。
是一颗纽扣。
白色的，四孔的，和我在男孩手里发现的那颗一模一样。
我把纽扣在河水里洗了洗，放在掌心里仔细看。这颗纽扣比之前那颗稍微新一些，边缘没有发黄，但样式完全相同——直径一厘米，四孔，普通的白色塑料纽扣。
我把它也装进了证物袋。
然后我在附近又找了一圈，没有再发现其他的东西。但我注意到一件事——河岸边的泥土上，有几个小小的脚印。不是警察的靴子印，也不是路人的鞋印——是光脚的脚印，一个孩子的光脚印。
脚印从水边开始，沿着河岸走了大概五六米，然后消失了。不是被踩没了，而是突然消失了——就像是一个孩子走着走着，凭空蒸发了一样。
我拿出手机，给脚印拍了照片。然后我用手指量了一下脚印的大小——大概十六七厘米，换算成鞋码，是五六岁孩子的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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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个男孩的脚一样大。
我在河岸边坐了很久，看着河水慢慢地流。夕阳开始西沉，把河面染成了橘红色，看起来像是一条燃烧的河流。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的腥气和岸边野草的苦涩气味。
我想起了马警官说的那句话——他的师父站在桥上，觉得河水里有什么东西，不是害怕，是一种说不清的悲伤。
我现在也感受到了那种悲伤。
不是我的悲伤，是这条河的悲伤，是这个男孩的悲伤。一种被困住的、无法离开的、永远在等待的悲伤。
天快黑的时候，我离开了河岸。走回停车的地方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孩子桥。桥洞下的河水在暮色中泛着幽暗的光，那个漩涡还在转，一圈又一圈，像是在诉说什么。
开车回城的路上，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找出这个男孩的故事。不是作为殡仪馆化妆师的工作，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被他选中的、听到了他呼救的人。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让我陷入更大的麻烦，但我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做，我会后悔一辈子。
六
接下来的一周，我利用业余时间开始调查林乐乐的背景。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不是警察，没有权限调取官方记录；我也不认识孩子的家属，不方便直接上门询问。
但我有我的办法。在殡仪馆工作了七年，我认识了这个城市各行各业的人——警察、医生、律师、记者，甚至还有一些殡葬行业的同行。只要你有心，总能找到一些信息。
我先是联系了一个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姓赵，是个户籍警。我请他帮忙查了一下林乐乐的家庭信息。
赵哥很快给了我回复。林乐乐的父母叫林大勇和王秀英，都是外地人，五年前来这个城市打工。林大勇在工地上做钢筋工，王秀英在附近的工厂里做包装工。他们租住在城东的一个城中村里，离孩子桥不远。
林乐乐是他们的独子，在附近的一家民办幼儿园上学。据邻居反映，这孩子很安静，不怎么说话，但很乖，从不惹事。
“还有什么特别的吗？”我问赵哥。
“有。”赵哥说，“我查了一下出警记录，他们家曾经报过三次警。都是家庭纠纷。”
“什么纠纷？”
“家暴。”赵哥的声音低了一些，“林大勇有家暴的记录。王秀英报过两次警，说林大勇打她。还有一次是邻居报警的，说听到他们家有大人的惨叫声和孩子的哭声。”
我感觉心里一紧。
“孩子也被打过？”
“出警记录上没有明确说。但邻居反映，林大勇喝了酒之后经常会打老婆，有时候也会打孩子。不过每次警察到了之后，林大勇就老实了，王秀英也改口说没事了，所以一直没有立案。”
“林乐乐失踪的那天，林大勇在哪里？”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刑事部分不归我们管，你得问马警官。”
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办公室里想了很久。家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林大勇有暴力倾向，经常打老婆孩子，那么林乐乐脖子上的勒痕就有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但胃里的河泥呢？没有呛水的溺亡呢？这些怎么解释？
我决定去找王秀英。
第二天下午，我按照赵哥给的地址，找到了林大勇家租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狭窄的巷子、密集的握手楼、头顶上纠缠在一起的电线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空气里弥漫着油烟味和下水道的臭味，偶尔有一只肥大的老鼠从墙角窜过。
他们租住在一栋六层楼的三楼，是一间大概三十平米的单间。我敲了敲门，没有人应。我又敲了一次，还是没有人。
隔壁的门开了，探出一个老太太的头。
“你找谁？”
“我找林大勇家。”
“他们家出事了，你不知道？”老太太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带着警惕。
“我知道。我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有些事情需要和家属沟通一下。”
老太太的脸色缓和了一些：“哦，你是殡仪馆的啊。王秀英不在家，她去工地上找林大勇了。这两个人最近天天吵架，闹得整栋楼都不得安宁。”
“他们吵什么？”
“还能吵什么？为了孩子的事呗。”老太太叹了口气，“那孩子多乖啊，白白净净的，见人就叫奶奶，怎么就这么走了呢……他爸那个人，唉，不是个东西。天天喝酒，喝了酒就打人。孩子他妈也是个苦命人，嫁了这么个畜生。”
“林大勇打孩子吗？”
老太太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打过。我亲耳听到过。有一次那孩子哭了整整一个晚上，哭到最后都没声了。第二天我在楼道里碰到他，他的胳膊上全是淤青。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自己摔的。那么小的孩子，就知道替大人瞒着了。”
我感觉胸口堵得慌。
“那孩子平时喜欢去哪里玩？”我问。
“他喜欢去河边。”老太太说，“就在那个孩子桥附近。他妈不让他去，说那里危险，但他总是偷偷跑去。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喜欢去河边，他说——‘河里有小朋友，他们在叫我一起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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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他说的‘小朋友’是谁？”
“谁知道呢。”老太太摇了摇头，“也许是他的想象吧。小孩子嘛，总喜欢编一些故事。但有一件事挺奇怪的——他经常一个人对着河水说话，像是在跟什么人聊天。有一次我在桥上远远地看到他在河边蹲着，嘴巴一张一合的，但旁边一个人都没有。”
“他说的什么？”
“听不清。但有一次我走近了一些，听到他在说——‘你别哭，我陪你玩。’”
我感觉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告别了老太太，我下楼走出城中村。站在巷口，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扑扑的楼房。三楼的窗户紧闭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我拿出手机，给马警官发了一条信息：“马警官，我想和你谈谈林大勇的事。”
马警官很快回了电话。
“沈师傅，你也在查这个案子？”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马警官说：“晚上七点，老地方见。”
老地方是殡仪馆附近的一家小饭馆，我和马警官之前在那里见过两次。晚上七点，我到的时候，马警官已经坐在角落的位置上了，面前摆着一瓶啤酒和一碟花生米。
我坐下之后，马警官给我倒了一杯酒。
“沈师傅，你知道我为什么愿意跟你聊吗？”马警官说，“因为你不一样。你不是警察，也不是记者，你只是一个……被这件事牵扯进来的普通人。有时候，普通人的直觉比专业训练更管用。”
“马警官，林大勇有嫌疑吗？”
马警官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喝了一口酒，然后说：“法医的最终尸检报告出来了。死因是机械性窒息——具体来说，是颈部受到外力压迫导致的窒息。舌骨骨折，甲状软骨损伤，颈部皮下出血——这些都是被勒过的典型特征。”
“那河泥呢？”
“胃里的河泥确实存在，但法医认为这是在死亡之前不久吞入的。也就是说，林乐乐在被勒之前，曾经被按入水中，吞入了大量的河泥。但奇怪的是，他的肺部完全没有水——这意味着他在水下的时候，气管是关闭的。”
“这怎么可能？”
“法医给了一个解释——喉痉挛。”马警官说，“当一个人的喉部突然接触到冷水时，喉部的肌肉会反射性地痉挛，关闭气管，阻止水进入肺部。这种情况在溺亡案件中偶尔会出现，大概占所有溺亡案件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所以他是先被按入水中，引发了喉痉挛，然后被勒死的？”
“从物证上看是这样的。但有一个问题——喉痉挛通常发生在一个人突然被冷水刺激的时候，而且持续的时间很短，一般只有几十秒到几分钟。在这段时间里，人是无法呼吸的，但意识是清醒的。也就是说，林乐乐在被按入水中的时候，他不能呼吸，但他是清醒的。他在清醒的状态下吞入了大量的河泥，然后又被勒死。”
马警官说完这些话，沉默了。
我也沉默了。
一个六岁的孩子，先被按入冰冷的水中，无法呼吸，只能一口一口地吞下腥臭的河泥；然后被人用绳子勒住脖子，直到失去意识，直到心跳停止。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是苦的，但比不上我嘴里的苦味。
“马警官，”我说，“你觉得是林大勇干的吗？”
马警官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林大勇有作案动机吗？有。他有暴力倾向，经常打老婆孩子。案发当天，他在家里喝了酒，和老婆吵了一架，然后出门了。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他没有不在场证明。”
“那证据呢？”
“没有直接证据。林乐乐身上的勒痕和绳索的纹路，没有找到匹配的绳索。案发现场没有提取到林大勇的指纹或DNA。林大勇的衣服上没有血迹或河泥的痕迹。最重要的是——林乐乐的指甲缝里没有林大勇的皮肤组织。”
“指甲缝里有什么？”
马警官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复杂：“棉花。”
“棉花？”
“对。他的十个指甲缝里都有棉花的纤维。法医推测，他在被勒的过程中，双手抓挠了某个棉花制成的物品——也许是枕头、也许是棉被、也许是棉衣。”
我突然想起了老周手臂上的指印——五个深紫色的指印，像是被一只小手用力攥过。那不是梦，那是真的。那个男孩在某个地方，用他的小手，用力地抓过什么东西。
“马警官，”我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我把老周的事情说了——老周的梦、他手臂上的指印、值班室地上的水渍。然后我说了我自己的经历——梦中的男孩、窗户上的字、冷柜里男孩手中不断出现的东西。
马警官听完之后，脸上的表情没有变化。他只是又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喝完了。
“沈师傅，”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查这个案子吗？不是因为职责——当然，职责也是一部分——而是因为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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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师父的那个案子？”
“不是。是另一个案子。”马警官的眼神变得很远，像是穿透了时间，看到了很久以前的某个画面。
“二十五年前，我还在警校的时候，孩子桥下面淹死了一个小女孩。她叫小雨，六岁，穿着一件蓝色的裙子。她的死因也是溺亡，脖子上也有一圈紫色的勒痕。法医说是水草缠的，案子结了。”
“然后呢？”
“然后小雨的妈妈疯了。她每天都在孩子桥上坐着，从早到晚，风雨无阻。她说是水鬼害死了她女儿，说要给女儿报仇。后来有一天，她跳进了河里——就在小雨淹死的那个位置。人们把她捞上来的时候，她的脖子上也有一圈紫色的勒痕。”
马警官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但我看到他的眼眶红了。
“那个疯了的女人，是我姐姐。”
我愣住了。
“小雨是我的外甥女。那年我十九岁，在警校读大一。我姐姐大我八岁，从小就像妈妈一样照顾我。小雨是她唯一的孩子，她最宝贝的宝贝。”
“小雨死后，我姐姐就变了。她不再笑，不再说话，不再吃饭。她只是每天坐在桥上，对着河水发呆。她说小雨在河里，她能听到小雨在叫她。所有人都说她疯了，但我知道她没有。她只是太想小雨了。”
“后来她也跳了下去。法医说她是自杀，因为她在衣服口袋里塞满了石头。但我不信。我姐姐不是那种会自杀的人——她答应过我，要好好活着，要看着我毕业，看着我当上警察。她不会食言的。”
“那她是……”
“我不知道。”马警官打断了我，“二十五年来，我一直在找答案，但我没有找到。我当上了警察，我查了所有我能查到的关于孩子桥的资料，我请教了无数法医和刑侦专家，但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直到这个案子。”马警官看着我，“林乐乐——他和二十五年前的小雨太像了。同样的年龄，同样的蓝衣服，同样的死法，同样的地方。这不是巧合。”
“你是说……是同一个人干的？”
“不。”马警官摇头，“我是说——是同一个东西干的。”
“什么东西？”
马警官没有回答。他站起身，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打开，里面有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两个人都在笑，笑容灿烂得像阳光。
“这是我姐姐和小雨。”马警官说，“小雨身上穿的，就是那件蓝裙子。”
我看着照片上的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一件蓝色的连衣裙，裙子上印着白色的花朵。她笑得很开心，露出两颗缺了门牙的豁口。
然后我注意到一件事。
照片上小女孩的蓝色裙子，胸口的位置有一个图案——一朵白色的花。而在那朵花的旁边，有一个小小的、白色的东西。
是一颗纽扣。
四孔的，白色的纽扣。
“马警官，”我的声音有些发抖，“小雨的裙子上，有没有纽扣？”
马警官愣了一下，然后想了想：“有。裙子背面有一个纽扣，是用来调节松紧的。白色的，塑料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两个证物袋，放在桌上。
“这是我从林乐乐手里发现的东西。一颗纽扣——不，两颗。一颗是在殡仪馆的冷藏室里从他手中取出的，另一颗是在孩子桥的河岸边发现的。”
马警官拿起证物袋，凑近了看。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
“这是……”他的声音在发抖，“这是小雨裙子上的纽扣。”
“你确定？”
“我确定。”马警官的手指紧紧攥着证物袋，指节发白，“小雨出事的那天，我姐姐带她去买新裙子。回来的时候，小雨穿着新裙子在我面前转了一圈，问我说——‘舅舅，好不好看？’我蹲下来，帮她整理了一下背后的衣领，那颗纽扣就在我眼前。我记得它——白色的，四孔的，边缘有一点点发黄，因为那是一批旧库存的纽扣。”
“可是……小雨的纽扣怎么会出现在林乐乐的手里？”
马警官没有说话。他只是盯着那两颗纽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碎裂。
过了很久，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是在沙漠里走了很久的人：
“沈师傅，你说……人死了之后，还会不会记得活着时候的事？”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小雨死的时候才六岁，”马警官继续说，“她会不会还记得那件蓝裙子？会不会还记得那颗纽扣？她会不会……还在那条河里，穿着那件蓝裙子，等着有人来找她？”
“马警官……”
“二十五年了，”马警官的眼眶终于红了，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那两颗纽扣上，“二十五年了，我一直不敢去那条河。我怕我去了，也会听到她的声音，也会想跳下去。我怕我也会像姐姐一样，被那条河带走。”
他趴在桌上，肩膀剧烈地颤抖，但没有发出声音。饭馆里的其他客人好奇地看向我们这边，我冲他们摆了摆手，示意没事。
小主，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一个当了二十五年警察的男人，一个见过无数生死、处理过无数案件的老刑警，在这一刻，只是一个失去了外甥女的舅舅，一个失去了姐姐的弟弟。
而我，一个殡仪馆的化妆师，一个和死人打了七年交道的人，在这一刻，突然明白了那个男孩为什么要找我。
不是因为我让他穿着蓝衣服走，也不是因为我是最后一个碰他的人。
是因为我能够感受到那种悲伤。
那种被困住的、无法离开的、永远在等待的悲伤。
七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失眠了。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马警官说的话，想着照片上那个穿蓝裙子的小女孩，想着林乐乐指甲缝里的棉花纤维，想着孩子桥下那个永远在旋转的漩涡。
凌晨三点，我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但很快，我又做梦了。
这次的梦和之前不同。我站在一个房间里——不是殡仪馆，不是孩子桥，而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地方。房间很小，大概十平方米左右，墙壁是白色的，但已经发黄了，墙皮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里面的红砖。
房间里有一张床，是一张单人铁床，铺着一条蓝色的床单。床上有一个枕头和一条薄被，被子也是蓝色的，但已经洗得发白了。
床的旁边有一张小桌子，桌子上放着一盏台灯和几本图画书。台灯亮着，发出昏黄的光，照亮了桌面上的一幅画——那是一幅蜡笔画，画的是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手拉着手，站在一座桥下面。桥是黑色的，河水是蓝色的，两个孩子都穿着蓝色的衣服。
我走近那张桌子，仔细看那幅画。画的右下角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字：乐乐。
这是林乐乐画的。
我转身看向房间的其他地方。墙壁上贴着一些贴纸——星星、月亮、小动物，都是孩子们喜欢的那种。但贴纸已经很旧了，边缘翘了起来，颜色也褪了。
然后我注意到墙角有一样东西——一个蓝色的书包，上面印着卡通图案，和男孩卫衣上的章鱼一模一样。书包的拉链开着，里面露出几本课本和作业本。
我蹲下来，拿出一个作业本，翻开。里面是林乐乐的字迹——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写的是拼音和简单的汉字。作业本的空白处画满了涂鸦——太阳、花朵、小汽车，还有一个穿着蓝衣服的小人。
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只有一行字，是用蓝色蜡笔写的，字迹很大，占满了整页纸：
“我要去找她了。”
我感觉头皮一阵发麻。
“她”是谁？
我放下作业本，站起身，环顾整个房间。这是一个孩子的房间——一个普通的、温馨的、属于一个六岁男孩的房间。但有什么地方不对。
太安静了。
房间里没有窗户。不——有窗户，但被用木板钉死了。木板很厚，钉得很密，一丝光都透不进来。如果不是那盏台灯，房间里会是一片漆黑。
为什么要把窗户钉死？
我走到那扇被封死的窗户前，伸出手，摸了摸木板。木板很粗糙，上面有一些划痕，像是有人用指甲抓过的痕迹。
然后我听到了声音。
从木板后面传来的——风声，河水声，还有一个小女孩的笑声。
笑声很清脆，很甜，像银铃一样。但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在深夜的寂静中，那笑声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乐乐，来玩呀。”
小女孩的声音，从窗外传来，轻轻的，柔柔的，像是在哄一个孩子。
“来河里玩呀，水好凉好舒服的。”
我猛地后退一步，撞到了身后的铁床。床发出一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回荡。
然后我醒了。
我躺在自己的床上，浑身是汗，心脏狂跳。窗外的天还没有亮，城市的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几道灰白的光斑。
我坐起来，打开床头灯。枕头是干的——这次没有水渍。但我的右手手心里，握着一样东西。
我摊开手掌。
一颗纽扣。
白色的，四孔的，边缘发黄。
第三颗。
我把纽扣放在床头柜上，盯着它看了很久。三颗纽扣，三颗一模一样的纽扣——一颗从林乐乐手中取出的，一颗从河岸边找到的，一颗从我自己的手心里出现的。
它们是从哪里来的？是那个男孩放在我手里的吗？还是那个小女孩？
“我要去找她了。”
作业本上的那句话在我脑海中回响。那个“她”——是小雨吗？二十五年前溺亡的那个小女孩，穿着蓝裙子的小雨？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林乐乐的死就不是单纯的谋杀。它牵扯到了某种更深层的、更古老的东西——一种纠缠了至少二十五年的、跨越了生死的联系。
我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凌晨四点十七分。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拨了马警官的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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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师傅？”马警官的声音很清醒，不像被吵醒的，“怎么了？”
“马警官，我需要你帮我查一件事。”
“什么事？”
“二十五年前，小雨出事之后，有没有其他的孩子在孩子桥附近失踪或者溺亡？”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有。”马警官说，“小雨之后，每隔两三年，就会有一个孩子在桥下出事。大部分是溺亡，少部分是失踪——连尸体都找不到。我统计过，从二十五年前到现在，一共有十一个孩子。”
“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