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第三节

住院的那一个月，日子像病房窗外的梧桐叶，被秋风吹得卷了边，便在这卷边的叶影里慢下来。却因毛毛踏进来的脚步声，每一步都落得扎实——她总揣着那只铝制饭盒，掀开时白汽袅袅升起，裹着烟火气扑过来。有时是糙米饭卧着炒青菜，油星子浮在叶尖，像沾了碎光；偶尔能见块红烧肉，瘦多肥少，定是她从自己碗里匀出来的，看她颧骨愈发分明的脸便知，她定是在厂里啃着冷馒头，把热乎的都攒给了我；或是掺了玉米碴的粥，稠稠地裹着碗边，碗底常卧个嫩黄的荷包蛋。她总说“我不爱吃蛋黄，噎得慌”，可我捏着那蛋，指尖能触到她揣在怀里的温度——她哪里是不爱吃，是把暖都攒给了我。

我闹脾气的那天，她六点四十五分才推门。雨丝斜斜飘着，像扯碎的蛛网，她额前碎发黏在脑门上，裤脚卷到膝盖，露出的小腿溅了片泥，青黑的泥印顺着腿弯往下淌，像是摔过跤。我刚要扯着嗓子说“别再来了”，她先把饭盒往床头柜上一放，从棉袄内袋摸出个油纸包，是巷口老店的糖糕，还温乎着。“今早雨大，骑车打滑，绕去买这个耽误了”，她喘着气笑，睫毛上挂的小水珠滚下来，落在鼻尖上，像只淋了雨却硬撑着不躲的雀儿，眼里倒还亮着光。

到了嘴边的话霎时咽了回去。我咬口糖糕，甜意混着噎人的慌，往心口沉。后来她更准时了，有时五点半就蹲在住院部门口的台阶上，怀里揣着饭盒，见护士来就往柱子后缩，像只护着食的小兽。护士们见了总笑：“木子，你对象比我们查房钟还准。”她听见了就红着脸往我身后躲，耳朵尖都透着粉，递饭盒的手却攥得更稳，生怕洒了半滴汤。

那一年复发了四次，医院的白墙看久了，连梦里都是消毒水的味儿。父母亲没踏过住院部的门，姐姐妹妹弟弟像是忘了有我这个病着的兄弟。倒是同车间的电焊工张培文，成了那段日子里除了毛毛外，唯一能畅快说上话的人。

我们常在病房走廊摆张折叠桌下棋。他总爱悔棋，指尖捻着棋子顿了顿，笑出些涩意：“我这病，说不定下次就没机会跟你争这步了。”我骂他“乌鸦嘴”，手却松了劲，任他把棋子挪回原位——谁都知道，这话里藏着多少无奈。晚饭后在后院林子散步，他烟瘾犯了，就偷偷摸出根烟，打火机“咔”地亮一下，火光在昏暗中映出他清瘦的脸，颧骨凸着，眼窝陷得深。“木子，”他吐口烟圈，烟圈在晚风里散得快，“咱这年纪，本该在厂里抢着加班赚奖金，在街边跟姑娘吹口哨，怎么就困在这白墙里了？”烟味混着晚风飘过来，我别过脸，喉结滚了滚，没接话。

他说要去吃虾仁面那天，太阳好得少见。阳光透过梧桐叶洒在地上，像铺了层碎金，风一吹，金片就跟着晃。“勤俭路口那家‘老面馆’，虾仁鲜得能蹦”，他眼睛亮得很，像揣了星子，“我妈以前总带我去，说吃了长力气。”我知道他尿毒症碰不得这些，拽着他胳膊劝：“忍忍，等你好点，我让毛毛给你做素面，放香菇、笋丁，比虾仁面香。”他挣开我手，拍了拍我手背，笑纹里都带着馋：“就一次，尝尝味儿，解解馋。”

那天半夜被护士的脚步声惊醒。隔壁病房吵吵嚷嚷的，医生护士的脚步声踩得地板咚咚响，灯亮了一整夜，光透过门缝渗进来，照得墙根一片白。第二天早上他被抬上救护车，往上海送。我扒着窗户看，车后窗玻璃上，他瘦得脱了形的手好像朝我挥了挥，那只手曾攥着棋子跟我争输赢，曾递烟给我时抖得厉害。没过几天，他老妈红着眼来收拾东西，攥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布上还留着电焊灼出的小洞，哽咽着说“没救回来”——才23岁的人，说没就真没了，像阵风刮过，连痕迹都轻。

我坐在病床上发愣，后背抵着冰凉的墙，那凉顺着脊椎往心里钻。毛毛蹲在我跟前，双手攥着我手，她手心总比我热，像揣了个小暖炉，把我的手往她怀里塞。“不怪你，”她声音轻得像羽毛，“他自己要去的，你劝过了。”可我总想起他说“尝尝味儿”时的眼神，像个馋了许久的孩子，那眼神里的光，比阳光透过梧桐叶的碎金还亮，却碎得猝不及防。那天我第一次认真瞧她的脸：眼下有淡淡的青，是夜夜蜷在病房折叠床上熬出来的；嘴角裂了道小口子，定是没顾上喝水，风一吹就疼。我突然怕了——要是我也像张培文那样，这双总攥着我暖手的人，该怎么办？

工厂的传言飘进耳朵时，我正靠在墙根晒太阳。有个从前同组的同事溜到走廊尽头，凑我耳边嘀咕：“厂里都在传呢，张培文都没了，你这病比他还麻烦，估计……”他没说完，可那眼神里的掂量我懂，像在估一件快坏了的旧物。我没动，也没恼，毛毛正蹲在旁边给我擦鞋，鞋刷蘸着水，擦得帆布面发白，听见了就猛地抬头，眼里冒着火要怼回去，被我按住了。“让他们说，”我拍了拍她攥着鞋布的手，她手还在抖，“他们说我活不久，我偏要活得结实点。”

小主，

那天起我早睡早起。护士来给邻床抽血时，我早醒了，靠在床头等她换针管，看阳光慢慢爬过墙；早饭吃完就拉着毛毛去后院走，她总攥着件薄外套，走两步就回头看：“慢点，别累着。”阳光落在她头发上，泛着浅黄的光，风拂过她发梢，扫过我手背，痒丝丝的。我忽然觉得，这日子不能就这么耗着——我得活着，还得带着她，活得扎实些，扎实到能给她留些什么。

出院后逛在街上，才发现几个月不见，街面竟变了样。以前光秃秃的墙根下，冒出好些小铺子：有卖针头线脑的，老板娘坐在小马扎上，手里缠着线团跟街坊笑；有摆糖罐卖蜜饯的，玻璃罐亮晶晶的，映着来往的人影。烟火气扑脸，是从前没闻过的鲜活。我凑过去跟个卖糖的大婶聊，她掀开玻璃罩，抓颗水果糖塞我手里，糖纸是透明的，映着阳光发亮。“这叫个体工商户，”她眉开眼笑，眼角的纹都透着喜，“去居委会开个证明，再到工商局领执照就行。”说起收入，她眼睛更亮了：“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五六十，顶你在厂里干一个多月！”

五六十。我捏着那颗糖，甜意从舌尖漫到心里，烫得慌。回了家跟爸妈说想辞职开店，父亲把旱烟杆往桌上一拍，火星子溅在桌布上，烧出个小黑点：“胡闹！你那工作多轻省？生病有公费医疗，病假工资照发，他们是没出路才去摆摊，你凑什么热闹！”母亲在旁边抹着围裙帮腔，手里的抹布拧得死紧：“你身子骨刚好，别折腾了，安稳日子过着不好？”

不跟他们聊了，我气恼地回自己房，刚坐在床沿，就见个烫发的姑娘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看着我。我猛一看有点眼熟，却想不起来，皱着眉问：“你……找谁？”她还是没说话，就笑，眼弯成了月牙。我站起身走近两步，那眉眼间的熟稔突然撞进心里——“你长这么大了，你是左良家的上海亲戚？”

她看我认出她，高兴得蹦了下，踏进屋里就张开双臂吊在我胳膊上，力道不小，带着姑娘家的香。“你还没忘记我！”这热情像久别重逢的恋人，我倒有些手足无措，胳膊僵着。她却忽然凑过来吻了我，软乎乎的，我愣了愣，还是轻轻抱了抱她。热情过后，我看着她，真心实意地说：“几年没见，出落得亭亭玉立，成大姑娘了。”她仰头笑：“我毕业了，有时间了，就来找你了。”

可我沉下脸，指尖还残留着她发梢的香，却清明得很：“你有时间了，我已不是当年的我了。”她眼里的笑淡了些，却还是扯着嘴角：“房间空气闷，我们去外面逛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