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说......说是什么气胸。

她把包往我枕边放，布包里滚出几个麻饼，说我喜欢吃特意买的。

母亲正拉着院长的手说话，眼圈红得像兔子，我听见他们说胸腔积气得抽出来，最后视线落在那支针管上——比兽医给牛打针的还粗，针头亮得晃眼，在灯光下像把小刀子。

疼吗？我抓住母亲的手，她的指甲缝里还沾着药棉的絮，那是常年泡在消毒水里留下的痕迹。

院长推了推眼镜，声音沉得像块石头：心口这儿不能打麻药，得硬挺。

阿英忽然从后面挤过来，手里捏着块手帕，米白色的布面上，绣着朵歪歪扭扭的桃花，针脚粗疏，是去年春天我教她绣的。那时候她总扎到手，指尖缠着创可贴，还嘴硬说我才不怕疼。此刻她把帕子塞进我手里，指尖凉得像块冰：别怕。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股韧劲，我在这儿看着。

我攥紧帕子，桃花的针脚硌着掌心，忽然想笑：医生，你们动手吧。但我得看着，要是扎偏了......我瞥了眼阿英，看她睫毛颤得像受惊的蝶，我可得记着，不然以后谁给她......话没说完，眼泪就涌了上来，把后面的绣桃花三个字堵在了喉咙里。

他们要捆我的手，说怕我挣扎时动了位置。我拼死挣开，胳膊上的青筋都鼓了起来：我不是猪......小时候在肉铺见过杀猪，被捆在架子上的猪嗷嗷叫，眼里全是绝望，血顺着木架往下滴，在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我不想那样。

阿英忽然扑过来按住我的肩膀，力气大得不像个姑娘家，掌心的温度透过薄薄的病号服渗进来，烫得我皮肤发紧。我在呢，你看着我。她的眼睛离我那么近，睫毛上还沾着泪珠，像挂着晨露的草叶，你要是挺过去，我......我请你吃阳春面，加俩荷包蛋，糖心的。

针头刺进胸口时，疼得像被扔进了火炉，火苗顺着血管往五脏六腑里钻。我死死盯着阿英的眼睛，看她咬着嘴唇，帕子在手里绞成一团，指节泛白。嘴里被塞进根木条，血腥味混着木头的涩味往喉咙里涌，可我不敢闭眼——我怕一睁眼，就看不见她眼里的光了。那光比核算室的日光灯管亮，比车间的灯泡暖，像冬夜里揣在怀里的热水袋，烫得人心头发颤。

抽气的声音响，像漏了气的自行车胎。我感觉胸腔里那块沉甸甸的石头被一点点挪开，疼渐渐变成了麻，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静英的脸在模糊的泪光里晃，像水里的月亮，碰不着，却暖得人眼眶发烫。

后来母亲说，那针再偏半寸，就扎进心脏了。她抹着眼泪说我命大，唐国强来看我时，拎着一网兜苹果，笑我是犟种，命都快没了还嘴硬。只有张静英，在我能坐起来的那天，端着个搪瓷碗来，碗里是阳春面，汤清得能看见碗底，上面卧着俩荷包蛋，煎得金黄金黄，边缘焦脆，一看就知道是费了心的。

你看，她把筷子递过来，眼里的光比蛋黄还亮，我说过请你吃的。

我挑着面条笑，热气扑在脸上，把眼眶熏得暖暖的。面条滑进嘴里，带着点葱花的香，荷包蛋咬开时，糖心的蛋黄顺着嘴角往下淌。窗外的阳光正好，透过玻璃落在被单上，印出块小小的光斑。

忽然觉得，这泥里打滚的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挨了。车间的机油味也好，核算室的沉闷也罢，甚至胸口那道还在隐隐作痛的伤口，都像是有了意义。至少抬头时，总有人眼里的光，比天上的月亮还亮，能把所有的苦，都照得甜丝丝的。

病房的日光灯管总在头顶嗡嗡作响，像只永远拍不碎的苍蝇。我躺在病床上，看窗外的梧桐叶从翠绿褪成深黄，一片一片打着旋儿落下来，算着日子，已经在这里躺了整一个月。胸口的伤口早就不疼了，只是偶尔深呼吸时，还会有种细微的牵扯感，像被根无形的线轻轻拽着。

小主，

院长来查房那天，阳光斜斜地切过他的白大褂，在地上投下道细长的影子。他手里捏着我的病历，指尖在纸页上敲了敲，声音比病房的墙还冷：这病棘手得很。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反射着窗外的光，以后重活肯定不能沾，连自行车都少骑。体力稍重点的事，想都别想。

我攥着被角的手猛地收紧，棉布被捏出几道褶子。那......喉咙有点发紧，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那以后......

性生活也得忌着。院长的声音没半点波澜，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说白了就是个富贵病，得养着。按这病情发展，到四十岁怕是要像老头似的驼着背走路，喘口气都得歇三歇。

这话像块冰锥，地砸进心里，瞬间冻住了所有热气。我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那片深色的印记像幅模糊的地图，从前总觉得像条河，此刻却看什么都像座坟。上回在嘉兴三个医院都确诊为癌症却被上海医生一纸改写为嘉兴误诊。虽说是虚惊一场，可当时心里的恐慌也是有一点的——像站在悬崖边，脚下石头簌簌往下掉。可这次不一样，院长的语气里没有，没有，只有板上钉钉的笃定，连我妈那样在医院摸爬滚打三十年的老医生，提起这气胸都只能叹气，说这病例太少见，她也说不出个究竟。

院长，我忽然坐起来，胸口的牵扯感又冒了出来，可我没顾上，您那儿有没有关于这病的医书？我想看看。总得知道是怎么回事，总不能像只待宰的鸡，连自己要挨哪一刀都不清楚。

院长愣了愣，大概没见过哪个病人主动要医书看。第二天一早，他就让护士搬来一摞厚厚的书，从国内的《内科诊疗常规》到外文的《胸腔疾病图谱》，堆在床头柜上，像座小小的山。躺着看吧，别累着。他丢下这句话就走了，白大褂的下摆扫过门框，带起一阵消毒水的风。

那些日子，我几乎是抱着书过的。白天看，晚上借着走廊的微光接着看。书页上的字迹密密麻麻，病例分析配着黑白的X光片，像一张张哭丧的脸。越看心越沉——国内外的记载都差不多，这病顽固得很，根治的法子几乎没有，全靠静养，说白了就是只能吃不能干，是个得让人伺候着的累赘。

夜里躺在病床上，总能听见走廊里传来推车的轱辘声，还有病人压抑的咳嗽。我摸着胸口那道浅浅的疤痕，忽然想起阿英。想起她送阳春面来时，荷包蛋煎得金黄金黄，边缘带着点焦脆；想起她把绣着桃花的帕子塞进我手里时，指尖冰凉；想起她按住我肩膀说你看着我，眼里的光比针头还亮。

心口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下，细细密密地疼。

我不能耽误她。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那天，天阴得厉害，病房里没开灯，光线暗得像傍晚。我盯着窗玻璃上的水汽，看它们聚成小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像谁在无声地哭。想了整整三天，想她笑起来时嘴角的梨涡，想她被我逗恼了会轻轻捶我胳膊，想她绣桃花时扎到手指，却梗着脖子说。每想一次，心里就像被揉皱的纸，再展开时全是褶子。

阿英来送排骨汤那天，我把话跟她说了。没敢看她的眼睛，只盯着她手里的保温桶，桶身上印着的红牡丹有点褪色了。医生说......以后我就是个废人了。声音干巴巴的，像砂纸在磨木头，重活不能干，连......连跟人走得太近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