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后，老教师把一本《红旗》杂志递给我。封面的烫金字闪着光，“批判‘师道尊严’”几个字格外重。他的手指划过标题，指甲缝里嵌着墨渍：“出黑板报能用。”我接过时，闻到油墨混着他袖口的粉笔灰味，还有点像母亲浆洗被单时的皂角香。

深秋的田野里，稻穗沉甸甸地垂着，穗尖的露水打湿裤脚，冷得像浸在溪水里。高一（1）班的人都弯着腰，镰刀“唰唰”割过稻秆，断口处渗着清汁，溅在手上黏糊糊的。我的手背被稻叶划了好几道血痕，血珠渗出来，很快凝成暗红的痂，和稻穗上的泥点混在一起。

远处，几个女生跟着农民学捆稻把。老王伯的蓝布褂子后背汗湿了一大片，晕成张深色的地图，腰带勒出的印子里嵌着麦糠。“粮食金贵！”他的声音裹在风里飘过来，“杂草就是阶级敌人，得连根拔！”

午休时，田埂上坐满了人，啃窝头的“咔嚓”声此起彼伏。我从搪瓷缸倒出凉开水，水顺着缸沿往下滴，在地上砸出小泥点。裤兜里的口琴硌着腿，是早些年外婆出钱买的那把，靠在老槐树下，我摸出口琴，轻轻吹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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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子刚起了个头，像被风吹断的蛛丝。“木子！”沈老师的声音从田埂那头冲过来，“这是资产阶级情调！斗私批修的话都当耳旁风了？”

口琴“啪”地掉在泥地里，黄铜琴身沾了层黑泥，吹孔里还卡着片干枯的槐树叶。我的脸烧得厉害，抓起口琴往裤兜塞，布料蹭着脸上的热意：“我错了，马上写检讨。”

沈老师盯着我抿紧的嘴唇，忽然从怀里掏出本书。封皮是磨旧的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几个字烫得发暗，保尔的头像缺了个角。“没事看看。”他的声音低了些。我接过来，摸到扉页上有行铅笔字：“1963年赠给进步青年”，字迹被摩挲得发淡，像要融进纸里。

高中这一年，大半时间耗在学农和学工上。学校的蘑菇棚搭在食堂后门对面，一排平房有四五间，塑料布罩着窗户，里面潮乎乎的，霉味混着菌香往鼻子里钻。我们蹲在棚里翻菌袋，手指沾着黑褐色的培养料，指甲缝里三天都洗不净。长出的蘑菇真不少，好品相的装在柳条筐里往市场送，五毛钱一斤；歪瓜裂枣的堆在食堂门口，二毛五处理，我买过两次，炒着吃有点苦却很鲜。

那天校办厂的老张喊我：“木子，骑三轮送趟蘑菇，顺带从皮革厂拉桶油回来。”三轮车的轮胎气不足，蹬起来“吱呀”响。送到民丰造纸厂门口时，太阳穴突然“突突”跳，眼前的招牌像浸了水的墨画，字都晕开了。我赶紧停在路边，扒着车龙头，胳膊抖得撑不住身子。过了好一阵，眼前才清亮些，后背的汗把褂子溻得透湿。

晚上跟母亲说这事，她正纳鞋底，线绳穿过布面的“嗤”声顿了顿。“没吃早饭？”她的针尖在头皮上蹭了蹭，沾点油，“低血糖，明早给你揣个馒头。”

拉回猪油时，老张拽着我往棚角走，他点燃了一支烟，“这事别跟旁人说，看在眼里烂肚子里。”我点头时，闻到桶里飘出的油味，混着皮革厂的腥气——早上在皮革厂装油，车间里的臭味裹着热烘烘的油脂气，钻进鼻孔时像吞了口生涩的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