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点点头，眼里闪过一丝赞许：好，那就按第二个方案准备手术。

手术很快，局麻后没什么感觉，只听见器械碰撞的叮当声。医生缝针时说：小伙子，你的决定是对的，我刚才切除的时候看，良性的可能性极大。我笑了笑，嘴里塞着纱布，说不出话。

从上海回来的那十天，家里像被罩在一个玻璃罩里，静得让人发慌。父亲没再回公社上班了，但每天都不说话，只是坐在门槛上抽烟，抽烟的火光在暮色里明明灭灭。母亲做饭时总走神，好几次把盐当成糖，炒的芹菜发苦，我们也没人说什么。

外婆的腿脚更不利索了，却每天都要拄着拐杖去大门外门柱旁等邮差。她的蓝布帕子裹着个烤红薯，等得久了，红薯凉了，她就自己啃两口，说等邮差来了给他吃。

我倒像没事人一样，该上学上学，放学就去打排球。队友们看我的眼神有点怪，大概是听了什么风声，传球时总格外小心，怕碰着我。学校老师跟我讲，那几天你去上海治疗，你姐那几天在学校，一说起你就哭，眼睛肿得像桃子，你们姐弟俩感情真好。

期末考试结束，寒假来了。往年这时候，母亲早开始腌腊肉、炸丸子，外婆坐在灶前烧火，嘴里哼着老歌，院子里飘着油香。可今年，厨房里冷冷清清，墙角堆着的白菜都蔫了。

妈，该买年货了，我数着手指头，再过三天就除夕了，供销社要关门的。

母亲正在纳鞋底，线团掉在地上，她弯腰去捡，动作慢吞吞的：不买了，今年就凑乎过吧。

外婆给我钱，我要去买两挂鞭炮，我又去找外婆，去年的鞭炮响得可脆了。

外婆摸着我的头，手背上的老年斑像落了层霜：等你好了，咱们买最大的鞭炮，放得震天响。

腊月二十九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零星的雪籽。我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邮差的自行车铃声，外婆比谁都快，拄着拐杖噔噔噔往门口挪，差点摔一跤。

有...有我家的信吗？上海来的！她的声音都在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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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差翻了翻邮包，拿出个牛皮纸信封：有，挂号信，签字。

父亲抢过信封，手指抖得厉害，撕了好几次都没撕开。母亲递过剪刀，他却不用，还是用手扯，信封被扯得稀烂，那张薄薄的化验单掉在地上。

母亲弯腰去捡，捡起来时，手指在病理诊断：黏膜良性增生那行字上摸了又摸，突然捂住嘴，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先是小声哭，后来越哭越响，最后蹲在地上放声大哭，像要把这十天的恐惧全哭出来。

父亲站在旁边，眼圈通红，突然狠狠抹了把脸，对着院子里喊：买年货去！阿二，跟我去供销社！他的声音带着哭腔，却又透着股劲，像压弯的竹子突然直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