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镇子到余新公社要坐长途轮船，还得到东门的市轮船码头，从东栅口坐上汽车，一路颠簸着到了市里再乘船，母亲的手始终攥得很紧，指节都泛了白。她不停地望着窗外，嘴唇抿得紧紧的，我能感觉到她的紧张。

到了公社办公室，问起父亲，那个总接电话的总是回说出差了下生产队了的秘书，说辞和电话里一模一样。母亲急了，声音都带上了颤：同志，我是他家属，家里实在等钱用，他到底在哪儿？

秘书支支吾吾的，最后才朝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使了个眼色。那人是蔡文书，之前父亲带我们来过一次，他还给过我糖吃。蔡文书把我们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嫂子，不瞒你说，老于他......被牵扯进运动里了，现在正在接受调查，老于住的地方离这不远就在大院内。

母亲的脸地一下白了，身子晃了晃，差点站不住。我赶紧扶住她，才发现她的手冰得像块石头。

蔡文书叹了口气，没再多说，只是领着我们往公社后院走，打开一间小屋子的门：你们先在这儿住下吧，我去想通报一声。

屋子里很简陋，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办公桌子，墙角有只脸盆架子，一个衣架子和一个老衣柜，还堆着些杂物。母亲坐在床沿上，半天没动，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我叫她好几声，她才缓过神来，一把抱住我，声音抖得厉害：可夫，别怕......有妈在。

可我能感觉到，她的声音里，连自己都不信这句话。

第二天一早，公社礼堂那边传来了嘈杂的声音，喇叭里有人在喊着什么，语气激昂。母亲脸色大变，赶紧把我推进屋子，一声锁了门。

你在屋里乖乖待着，妈去去就回。她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带着一丝我从没听过的慌乱。

我从没被这样锁过，心里一下子慌了。隔壁礼堂的喇叭声越来越响，震得窗户纸都在颤。突然，我听见了父亲的名字，一次又一次，被人用严厉的声音喊出来，还夹杂着、这样的词。

我的心猛地一沉，像掉进了冰窟窿。父亲出事了！

我冲到门边，使劲拉门锁，纹丝不动。又跑到窗边，窗户上装着铁栅栏，我用手攥住栏杆，使出全身力气想掰开，栅栏却牢牢地嵌在木头里，连晃都不晃一下。

怎么办？我急得团团转，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在这时，我看见窗外有个农民伯伯走过，肩膀上扛着根挑东西用的实木棍子，那棍子看着就结实。

我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扒着窗户大声喊：叔叔！叔叔！帮帮忙！

农民伯伯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我：咋了，娃？

屋里有蛇！我急中生智，指着屋里的角落，门被我爸锁了，我出不去！您能不能帮我把这铁栅栏撬开？我怕蛇！

我急得脸都红了，眼泪真的掉了下来，那慌张不是装的。农民伯伯一看我这模样，赶紧跑了过来，他掂了掂手里的棍子，说：别怕，我试试。

他把棍子插进两根栅栏中间，轻轻一撬，只听一声，那两根铁栅栏竟然从深埋的木窗洞穴里窜了出来。我连忙说：谢谢叔叔！

他看栅栏松了，干脆双手用力一掰，整个铁栅栏竟被他硬生生拿了下来。我连忙从窗户钻出去，一边道谢一边说：叔叔，这栅栏没用了，送给您吧。

农民伯伯愣了一下，看了看手里的栅栏，又看了看我，咧嘴笑了：那敢情好，能回炉当废铁卖。他扛着栅栏走了，我却顾不上他，转身就往公社大门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