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正低头整理药材，听见外面有动静。

一个女人提着篮子站在门口，里面是十几个鸡蛋。她没进来，只把篮子放在门槛边，扭头就走。接着又来了两个男人，放下两袋红薯和一把晒干的豆角。没人说话，放了东西就走。

她追出去：“东西拿回去。”

“您收着吧。”有个中年妇女回身说，“这些年看病没收过钱，这点东西不算啥。”

“药是公家的，我不能收私礼。”她说，“心意我知道。”

老太太坚持要把一束艾草塞进药箱：“这是我亲手晒的，给您驱湿气。”

她看着那束艾草，叶子还是完整的，气味清苦。她点点头：“这个我收下。替你们守着平安。”

人渐渐散了。阳光照在门口的石阶上，地上留着几道脚印，深浅不一，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来的。

老支书不知什么时候又回来了。他站在院外的土坡上，望着屋里。她蹲在地上分拣草药，右肩微微前倾，背影和三十年前一样。

他慢慢走过来，站在门口。

“这屋子小，可也算个正经地方了。”他说，“以后病人来，风吹不着雨淋不着。”

“路远的还是得我去。”她说，“有人卧床起不来，有人住在山梁后头。”

“你还是那句话，路通到哪儿，你就走到哪儿。”他笑了笑，“可现在不一样了。你不光是你自己，你还带着这个所。”

她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所再大，也是为看病用的。人病了，就得有人去管。”

老支书没再说话。他看了眼桌上的药箱，又看了眼她胸前口袋里插着的三支钢笔——红汞、酒精、写字，一支不少。他转身离开，拐杖点在石阶上，声音一下比一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