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此奏，才为日后参政士悦学士任用秋延肇奠定基础，如今山北三关秋帅岿然不动，压制东丹十载，已经是庆康新政难得留下来的成果。

只是秋帅又如何能兼顾两千里北疆防御？如今山北东面有着秋帅及其子弟与叔父带领的宗家子弟，还有许多海东、山北志士如砥柱般扎根于此，而他们的身后已经无复昔日三百里绵亘的厚重防线，那些驻泊禁军与义勇、土兵已经裁汰迁转十不存一，壕沟拥塞、池淀干涸、堡砦废弃、栅墙损毁，真若北虏入寇只怕是一马平川及此！

而现今之局面不正与承龙图十余年前的见解一般吗？若有庆康二三贤臣直柄朝政，哪里有北虏窥伺中夏的机会！每念到此处，父亲也不免怨愤，三郎如今面陈贤者，如何不念及于此。

庆康三年，承守真再向宣宗条陈《七事》，建言应当“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说”，又奏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因其所言恳切，且合情合理，切中时弊，与士学士所作《答手诏条陈十事》照相辉映，皆为朝廷采纳，传为佳话。

小主，

庆康三年，正是在士悦、子庚节、阳攸、承守真等一众英才贤俊的进言下，宣宗才下定决心倡导新政。

新政首要便在地方，而东京则是京畿枢纽，天下中枢。东京城若能为新政表率，四方将因以成事，以为楷模。

而东京多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素以难以治理着称，因此宣宗任命承守真以右司郎中，权知启封府事，非要请出今世法圣皋陶，祭出人间铁面獬豸来与这万千魑魅魍魉斗上一斗。

敢于任事的承守真，到任之后则必以朝廷法令行止为念，执法严峻，不徇私情，先是疏浚京师航道，借此机会，沿着运河及御河将沿途贵戚侵占河道所筑园榭皆毁之，由此不仅使航运畅通，还缓解了京城涨水之患。尤其是三次弹劾贵妃眷属以及太后母族，威名震动都下。而其人严峻刚正、忠诚厚实，即便旧党贵宦厌憎，也是无法作难。

承守真久在地方，乃是进士出身中罕有通晓司法刑名之术的行家，且秉公执法，清正廉明。所谓疑案悬案其实大多与官宦豪门、巨贾乡绅盘综错节，只是这类案子若是遇上承守真，绝无侥幸之理。东京内外，皇畿辅县积弊要案皆为之一清，因此事发而披刑的豪强何止千百，京辅政治于是清明。

继而升为右谏议大夫、权任御史中丞。宣宗身体渐恙难愈，承守真因进言立太子事而恼了官家，俄而以权御史中丞职领转运使、提点刑狱考课院。同年，再因连弹三任三司使阻碍新政，而为人攻讦以弄权擅政罢御史中丞而左迁天章阁待制，后得兼知谏院。

随着宣宗病重，太后开始代为理政，旧党贵戚皆阿附太后驾前。不久进奏院案发，因进奏院《傲歌》案新政一众大臣及骨干被攻讦为“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而罢，士学士自请外放，群僚皆远窜边地。承守真也是因此外放于温海西路为知端睦城监事（端州，维伯瓦伦蒂亚） 。这两年官家日益年长，太后年事日高，因此官家也是渐渐开始理政，首要的就是逐步召还新政诸臣。

天圣五年起外放之人，陆续还朝，先是任京留守、经略安抚招讨使西的子庚相公回朝，任职兵部，兼三司使，天圣七年迁参知政事，今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居亚相之任。

天圣八年年初，边听父亲提及阳攸等人也都允许回京居住，未曾想年中便等来了承守真的归来。当然，无论是慈圣还是官家召还子庚相公的说法，是因庆康年间曾力劝宣宗立今上为太子。而阳攸、承守真也是昔日劝谏建立太子之人。当年的一片公心，在官家眼里就是忠诚信赖之臣，因此承守真也是重返东京，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直学士、再一次权知启封府事。

宦海沉浮，多少人已经是随波逐流沦为碌碌苟且之辈，然而人间总有顽玉，污泥秽土难掩华彩，剖心刳肠还是初衷。承守真还是那个承守真，依旧是刚直不阿敢于任事，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倒﹐有酆都承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