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日本领事馆内，灯亮到后半夜。烟雾比江荣廷的作战室还要浓重，空气里弥漫着雪茄、清酒和压抑的争吵气息。

森田宽藏依旧像一杆标枪般站在地图前，手指重重戳在延吉的位置：“诸君，现在正是关键时刻！江荣廷的暴怒，恰恰证明他心虚！他不敢打，也不能打！袁世凯的全部精力都在应对南方的革命党和国会，蒙古的乱子已经让他疲于奔命，他绝不可能允许吉林再开一条战线！我们只要坚持住，不退让，江荣廷最终必然妥协！他现在所做的一切，咆哮、威胁、军事对峙，都是虚张声势，是为了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

他环视在场其他官员，以及从奉天赶来的几名关东都督府相关人员，语气斩钉截铁：“我们必须争取条件：公开道歉，足额赔偿，交出凶手，取消联合派出所，由我方在延吉、龙井等四处设立独立派出所，以及，进驻延吉城外的三百名士兵，必须作为保障，暂时驻扎！少一条，都是帝国的失败！”

“森田君！”森木再也忍不住，猛地站起来。他脸色因为激动和缺乏睡眠而显得有些苍白，但眼神却异常锐利，“你只看到江荣廷不敢打，却没看到他不可能退！天宝山的教训还不够吗？这个人，你把刺刀顶到他喉咙上，他可能真会跟你拼个鱼死网破！是，他或许最终打不过帝国的军队，但他只要敢开第一枪，哪怕只是小规模冲突，事情的性质就全变了！”

他走到地图前，指着更广阔的区域：“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是在满洲获取长远利益！是通过经济渗透和扶持代理人，逐步扩大影响，而不是用几百名士兵去进行一场必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武装挑衅！一旦交火，英美等国会怎么看待？他们本就对帝国在满洲的扩张心存警惕，这会给他们绝佳的借口进行干涉！届时，我们可能得到全世界的谴责，却失去好不容易在吉林经营起来的局面！”

森田宽藏冷笑：“国际社会？英美现在注意力都在欧洲，他们无暇东顾！至于江荣廷，他手里的军队装备混杂，训练水平有限，靠什么跟我们拼？森木君，你被他那点军火生意和所谓的‘交情’蒙蔽了眼睛！帝国需要的不是生意伙伴，而是听话的代理人！如今他不肯听话，那他就没有继续合作的价值了！”

“没有继续合作的价值？”森木提高了音量，几乎是吼了出来，“你知道我们为了那条步枪生产线，投入了多少资源？现在逼反他，等于亲手摧毁我们数年的投资！而且，”他盯着森田，一字一句道，“你别忘了，上次‘宗社党’的那批军火，还在江荣廷手里扣着！如果我们现在彻底撕破脸，这批军火将永远拿不回来！这笔账，又该怎么算？”

提到那批被庞义劫走的军火，森田宽藏脸色一僵。那是他们私下支持“满蒙独立”运动的物资，本就不能见光，被江荣廷以“从奉天兵手中救下日方人员”为名扣下，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把柄。

森木见对方语塞，趁热打铁，语气放缓，但更具说服力：“诸君，江荣廷不是张作霖，也不是冯德麟。他在吉林根基深厚，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威望。逼急了他，就算我们能在军事上取胜，也要付出惨重代价，而且会彻底失去在吉林经营多年的所有网络和人脉，得到一个充满敌意的后院。这符合帝国的长远利益吗？”

“我们需要的是控制，是温水煮青蛙，而不是烈火烹油！”森木最后总结道，“当前局势，应以压促谈，而不是以战逼降。可以维持城外驻军的压力，但在谈判条件上必须调整。否则，谈判必然破裂，一旦江荣廷被逼到墙角，铤而走险，或者事件拖延日久，引起国际关注，我们将骑虎难下。”

领事馆内的争论持续到天明。最终，森木背后的势力——更倾向于经济渗透和长期控制的一派，在权衡了潜在军事风险、已有投资损失以及可能的外交麻烦后，暂时压倒了森田宽藏所代表的激进派声音。

东京方面的指示在延迟一天后传来：继续施压，但寻求谈判解决，避免武力冲突。具体条件，可“视谈判情况灵活调整”。

几乎与此同时，北京的压力也经由层层管道，传到了吉林。

陈昭拿着刚刚译出的密电，手指都在微微发抖，脸色灰败地走进了江荣廷的作战室。

“荣廷……北京，袁大总统亲自过问了。”陈昭的声音带着一种无力感，“电令很明确：延吉之事，需‘妥善速结’，‘勿使事态扩大，酿成外交巨患’。要求我们……立即制止延吉等地民间可能出现的反日集会、抗议活动，避免激化矛盾，给日方进一步口实。中央……中央会通过外交渠道与日方交涉，但……”

但他后面的话没说出来，江荣廷也明白了。但中央的交涉，底线在哪里？会不会为了“速结”，而牺牲吉林的利益？

江荣廷看着地图上延吉那个点，又看看陈昭手中的电文，沉默良久，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知道了。民间的事，让曹振杰和陶彬去压。不过筒持兄，这火，不是咱们想压就能全压住的。”

小主，

几天后，在一种极其微妙而紧绷的气氛中，中日双方在吉林城开始了第一次正式谈判。

日方以森田宽藏为首，森木作为副手参与，还有来自关东都督府的一名军事参谋。中方则是陈昭、江荣廷，以及被江荣廷特意带来的二十三师参谋长，杨宇霆。

谈判地点选在了吉林交涉署。会场布置得一丝不苟，但空气中却弥漫着无形的刀光剑影。

森田宽藏率先发言，依旧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基于帝国侨民中村次郎在延吉被残忍杀害的事实，以及延吉地方治安的严重缺陷，为杜绝此类悲剧，保障未来所有帝国臣民的安全，我方正式提出以下解决条件：第一，吉林省都督陈昭、护军使江荣廷，需在《盛京时报》、《泰东日报》等中日报纸上，就治安不力、导致帝国臣民遇害一事，公开道歉。第二，吉林省需向中村家属支付足额抚恤赔偿金，金额需经双方议定。第三，现有之‘中日联合派出所’制度证明无效，应予以取消。第四，帝国警察有权在延吉地区之龙井、延吉、头道沟、百草沟四处商埠地点，设立独立派出所，行使警察权。第五，为监督上述条款执行，并为侨民提供切实保护，目前已进驻延吉城外之帝国部队，需暂时驻扎，待局势完全平稳后方可商议撤退。”

这一串条件抛出来，陈昭的脸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江荣廷则面无表情，只是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着。

担任翻译的杨宇霆，用清晰而平稳的汉语复述完毕后，抬眼看了看江荣廷，又看了看陈昭，随即用日语补充了一句，语气不卑不亢：“森田领事，请允许我提醒，根据《间岛条约》及后续协定，贵国在延吉地区并无独立设警之权。联合派出所已是特殊安排。您所提第四、第五条，严重超出了条约框架与之前交涉的范围。”

森田宽藏冷冷地瞥了杨宇霆一眼，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看向陈昭和江荣廷：“条约是死的，形势是活的。帝国侨民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帝国政府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这些条件，是确保未来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必要措施？”江荣廷声音不高，但带着一种金属般的质感，“森田领事，你口口声声帝国侨民安全，那我吉林百姓的安全，谁保障？你们的军队开进来，警察设下去，延吉还是不是中国的延吉？你这是来解决问题，还是来割地占巢的？”

谈判陷入僵局。日方坚持多条苛刻条件，尤其是设警和驻军；中方断然拒绝核心条款，只愿就案件本身善后进行处理。双方唇枪舌剑，杨宇霆的翻译准确而迅速，有时甚至能抓住日方措辞中的细微矛盾加以追问，让森田宽藏颇为恼火。

第一次谈判，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