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越说越怒，声音里带着咬牙切齿的狠：“你不是觉得自己是‘电影大师’吗？行，我给你机会——明天我就带你去美国，用我的电影公司给你投钱，你去拍美国不能碰的题材：拍他们的种族矛盾，拍他们的底层困境，拍他们那些藏在光鲜背后的龌龊事，你去拍啊！我倒要看看，美国让不让你拍，你的片子能不能在他们的院线上映，能不能拿到他们的本土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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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你能做到，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你鞠躬，承认你是真大师！可你现在呢？就只会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拍点小成本的苦难片，拉着几个底层群众装深沉，拿了几个外国人发的奖，就得意洋洋地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你这叫什么大师？叫‘欺软怕硬的懦夫’！脑子被驴踢了才会觉得自己是根葱，天天拍这种阴暗玩意儿，是读书读傻了，还是被外国人灌了迷魂汤，把良心和脑子都给吸坏了？”

“说的不只是你贾樟柯，是你们所有专拍国家苦难的导演！”他猛地转头，目光像刀子似的扫过在场的所有第六代导演，满眼都是不加掩饰的不屑，“一个个穿得人五人六，顶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名头，开口闭口‘人文关怀’，背地里的心思龌龊得很！不就是为了去国外骗点奖金，拿点赞助，过几天住洋房、开豪车的舒服日子吗？我清楚得很，你们这些年靠拍这种‘卖惨片’，从国外捞了多少好处——那些所谓的‘艺术基金’‘创作补贴’，说白了，就是拿国家的伤疤换回来的脏钱！”

他摆了摆手，脸上满是不耐，像是多说一句都觉得浪费口舌：“算了，懒得跟你们掰扯，爱咋咋地。反正我把话放这儿：有本事你们就自己砸钱建院线，自己搞发行，以后你们的片子尽管往国外送，没人拦着你们去讨赏。”

“我也犯不着去跟国内院线打招呼，不让他们放你们的片——就你们那片子，除了拿奖的噱头，除了能骗骗那些装文艺的小资，有几个普通观众愿意花钱进影院看？通篇的压抑、苦难，看完心里堵得慌，谁愿意找罪受？”他嗤笑一声，语气里的嘲讽更浓，“还真把自己拍的当成‘阳春白雪’，说什么‘不需要观众理解’？那只能说明你背后有金主捧着吧？倒是敢不敢说说，你的金主是谁？是国外的某些基金会，还是藏在背后的资本势力？没金主撑腰，哪个傻子会给你们投这种既不赚钱、又满是负能量的片子？你当全国观众都是瞎子，看不出你们那点小心思？”

这话一落，全场瞬间安静了大半。连童刚和电影局的几位领导都变了脸色，互相递了个眼神，再看向在场的导演们时，眼神里多了几分审视和怀疑——这帮人，看着个个道貌岸然，张口闭口“艺术”，难不成真像他说的那样，背后藏着什么猫腻？

被他这么一盯，在场的导演们个个后背发毛，浑身僵得像块石头，手心都冒出了冷汗。心里直打鼓：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说话这么横，一点情面都不留，连“金主”“国外基金”这种话都敢明着说，难不成真有什么硬靠山？真要是被他抓住点把柄，怕是不止丢了饭碗那么简单，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他又开口了，语气里满是不解，像是真的搞不懂这些人的脑回路：“我真纳闷，你们到底经历过什么，思想能扭曲成这样？你们总把‘上过山下过乡’挂在嘴边，说自己受了多大委屈，吃了多少苦——可你们摸着良心想想，下乡的时候，国家没给你们发补贴？没给你们分粮食？没给你们安排住处？至少没让你们饿着冻着，没让你们像那些世代守在农村的农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辈子靠天吃饭吧？”

“你们在乡下待了几年，就觉得自己委屈得不行，觉得农村配不上你们这些‘文化人’，觉得自己就该高人一等，就该脱离底层？可你们有没有见过，那些农民是怎么过日子的？他们一辈子守着那片地，风里来雨里去，也没抱怨过什么，照样把日子过下去，把孩子拉扯大。就你们那点‘苦难’，在他们面前，连个零头都算不上，也好意思拿出来卖惨？”

“我更没法理解的是，有些人压根没上过山、下过乡，连农村的田埂都没踩过，连农民的饭都没吃过，思想怎么就这么阴暗？偏偏一门心思拍苦难、拍伤疤，好像中国就只有贫穷、落后、愚昧，就没有一点好地方似的。”他摇了摇头，语气里满是失望，“你们眼里的中国，就只有破屋、土路、愁苦的脸？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四通八达的公路、老百姓脸上越来越多的笑容，你们看不见吗？还是故意装作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