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胶东半岛有个靠山屯，屯子里住着个打更的老汉，姓李，大号李富贵，可没人叫，都喊他李老憨。

这李老憨五十出头，光棍一条，住在村东头两间快塌的土坯房里。他爹娘走得早，留下这三亩薄田，他也不大会种，草长得比庄稼高。村里人可怜他，让他夜里打更，挣口饭吃。

李老憨有个毛病——心大。打更打到半夜，饿了就蹲在土地庙台阶上，就着西北风啃凉地瓜。有一回，他端着碗蹲在那儿，一条野狗蹿过来，把他碗里最后一块地瓜叼跑了。

“嘿，你倒是挑嘴，专拣大的拿。”

他也不恼，把碗里剩下的几块地瓜皮倒在庙门口，自言自语：“吃吧吃吧，都饿着呢。”

打那以后，他每晚都把吃剩的饭食搁在土地庙的香炉跟前。有时候是半块饼子，有时候是几根咸菜条，逢年过节还能有块肥肉片子。

过了小半年，怪事来了。

那天李老憨打完更回家，推开吱呀作响的破木门，愣了——灶台上搁着个油纸包，打开一看，四只大白面馒头，还冒着热气。

“谁家做好事送错了门？”

他端着馒头满屯子问，没人认。问到最后，村里老会计抽着旱烟说：“老憨，你是不是得罪啥人了？这年头，谁家舍得送四个白面馒头？”

李老憨挠挠头：“不能啊，我连骂人都不会，得罪谁？”

又过了几天，他打更回来，破桌上多了半只烧鸡、一壶老酒。

“这、这、这……”李老憨搓着手，在屋里转了三圈，最后一拍大腿，“管他呢！吃了再说！”

就这么着，隔三差五，他屋里就多出些吃食。有时是几个鸡蛋，有时是一块豆腐，最阔气的一回，还有一条二斤重的鲤鱼。

屯子里传开了闲话。有的说李老憨撞了邪，有的说他偷了人，还有的说他八成是挖着祖坟里的宝了。李老憨也不解释，照旧打更，照旧把剩饭搁土地庙门口。

这年冬天，雪下得没膝盖。

李老憨半夜打完更，踩着雪往回走。走到土地庙跟前，就着雪光一瞅，庙门口蜷着团黑乎乎的东西。他凑近一看，是个人。

那人一身黑衣裳，缩成一团，脸埋在膝盖里，身上盖了层薄雪。

“哎哟，这大冷天的，不要命了？”李老憨赶紧蹲下，拍拍那人肩膀，“老哥，醒醒，上我家暖和暖和。”

那人抬起头，是个干瘦老头，下巴上一撮山羊胡子，冻得嘴唇发紫。他睁开眼瞅了瞅李老憨，有气无力地说：“走不动了。”

李老憨二话不说，把这老头背起来，深一脚浅一脚往家走。老头轻飘飘的，跟背床棉絮似的。

进了屋，李老憨把老头搁炕头上，点着火盆，又去灶房煮了一锅姜汤。老头喝了姜汤，脸色缓过来些，靠墙坐着，打量这破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