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票员没再多问，递过来一张票。

刘德信接过票道了谢，转身往候车区走去。

走出几步，他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念头——幸亏之前没把自己的掩护身份弄成糖商。

当时在台北办证件的时候，他其实考虑过用糖业商人的身份。

蛙岛的糖业是支柱产业，糖商满街走，用这个身份不会太扎眼。

但最后还是选了药材商人，理由是药材的货源和销售渠道更分散，不容易被查证。

现在看来，这个决定帮了他一把。

台中糖厂刚出了那么大的事，几千箱东西一夜之间凭空消失，那些负责追查的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内外勾结。

跟糖厂沾边的人——糖商、运输商、中间人——肯定全都在排查名单上。

要是他现在顶着一个糖商的身份买票回北市，光是“从嘉义出发的糖商”这个标签，就够让那些便衣把他拦下来盘问半天的。

进站口的检查比售票窗口又严了一个等级。

全是穿制服的在盯着，两个宪兵一左一右站在闸口，旁边还有一个宪兵坐在桌子后面，面前放着登记簿。

每个旅客都要出示车票和证件，在登记簿上记下名字和目的地，然后才放行。

刘德信排在队伍里，看到前面几个带着大行李的旅客被拦了下来。

“你这箱子里装的什么？打开看看。”

一个挑着两个大藤箱的中年男人被宪兵叫到了一边，藤箱被撬开，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放行。

后面几个带着大件行李也都是一样的待遇，全部被宪兵逐个打开检查，翻了个底朝天。

刘德信看着这些，心里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判断。

宪兵们是在找糖厂仓库被自己收走的文物。

在他们看来，那么大数量的箱子，尤其是里面有青铜器、瓷器、玉器等物件，要重量有重量，要体积有体积，还有易碎品。

这些东西不是几个小蟊贼揣在怀里就能带走的，必须有车辆、有人手、有预先规划好的转运路线。

他们的思路很清楚。

偷盗者不可能一次性把东西运走，最大的可能是先把箱子藏在糖厂附近的某个隐蔽地点，然后分批通过铁路、公路或者水路运出去。

所以他们一方面在车站设卡，检查所有大件行李，另一方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站前的检查人员并没有比平时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