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特摆了摆手，没有说话。

他早就从报纸上看到了那些铺天盖地的批评，看到了残障人士声泪俱下的控诉，看到了影评人笔下“冷血”、“残忍”的字眼。

他不是不理解公众的愤怒，只是他始终觉得，电影不是道德说教的工具，它应该展现人性的复杂。

麦琪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女招待，到成为一名拳击手，她的人生，是一场向命运的宣战。

而当她高位截瘫，躺在病床上，连自己擦嘴都做不到时，她选择结束生命，难道不是一种对生命尊严的坚守吗？

可是，任何的辩解，在政治正确与生命至上的舆论浪潮中，都显得那么的苍白，那么的微不足道。

在“关爱残障群体”的政治正确大旗下，任何试图为麦琪结局辩护的声音，都会被视为“对残障群体的冒犯”。

克林特知道，他得罪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特殊的人。

放映厅里，只坐了不到一半的人。

昏暗的灯光下，记者们的相机镜头闪着冷光。

华纳的员工们低着头，气氛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当银幕上亮起《百万美元宝贝》的片名时，克林特的拳头紧紧攥住，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着青白。

他看着银幕上的麦琪，看着她在拳击台上挥汗如雨，看着她被对手恶意击中脊椎，看着她躺在病床上，眼神里的光芒一点点黯淡下去。

放映厅里静得可怕，只有电影里的台词和背景音乐在流淌。

当看到麦琪恳求弗兰基“帮我结束这一切”时，克林特听到身后传来几声压抑的啜泣。

他知道，那些眼泪，不是为麦琪的命运而流，而是为那些被舆论煽动起来的情绪，为那些被标签化的“道德正确”而流。

电影散场时，没有掌声，只有一片死寂。

记者们蜂拥而上，话筒和录音笔几乎要戳到克林特的脸上。

“克林特先生，您是否认为，这部电影传递了‘残障人士生不如死’的价值观？”

“有人说，您是在鼓吹安乐死，对此您有什么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