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做宰相的时候，搞变法，搞改革，搞新法。”

“他的理想很好——富国强兵，改善民生，革除积弊。”

“他的原则很硬——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他的决心很大——不管谁反对，不管有多少阻力，都要把变法推下去。”

“结果呢？”

他顿了顿，目光如炬地盯着王江涛。

“结果，新法搞了十几年，搞得民怨沸腾，搞得朝野分裂，搞得天下大乱。”

“那些原本应该惠及老百姓的新法，在执行过程中变了味、走了样、成了恶法。”

“青苗法本来是帮老百姓度过青黄不接的难关，结果变成了强制贷款、盘剥百姓的工具。”

“免役法本来是减轻老百姓的徭役负担，结果变成了增加税收、搜刮民财的手段。”

“保甲法本来是加强地方治安，结果变成了扰民害民、折腾老百姓的借口。”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江涛同志，你说范仲淹在西北搞改革，三年就成功了。”

“可王安石在朝廷搞变法，搞了十几年，最后搞成了什么？搞成了党争，搞成了分裂，搞成了北宋灭亡的导火索！”

“为什么？”

“因为范仲淹是在边境搞改革，面对的是一城一地的具体问题。”

“而王安石是在整个国家搞变法，面对的是千头万绪的复杂局面。”

“范仲淹可以强硬，因为他的强硬只影响西北一隅。”

“王安石如果一味强硬，影响的就是整个天下！”

他盯着王江涛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

“江涛同志，你今天在常委会上，讲原则、讲道义、讲老百姓的利益。”

“这些话，都对，都好，都很动听。”

“但是，汉东不是西北边境，光明峰项目不是一座城寨，你王江涛也不是范仲淹！”

“你在这里强硬，影响的不是一城一地的得失，是二百八十亿的投资，是几万个就业岗位，是京州市乃至整个汉东省的经济发展！”

王江涛闻言，感觉有点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