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间，有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吗？”

“没有的，商业开发不能成为一个原则，应该要被明令禁止！”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王江涛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

“同志们，我想起了一个人。”

常委们面面相觑。

王江涛继续说：“北宋有个名臣，叫范仲淹。”

“他在《岳阳楼记》里写过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句话，咱们都背过，都引用过，都觉得很有道理。”

“范仲淹当年做官的时候，做过一件更有意思的事。”

“他在西北边境做官的时候，西夏人经常来犯。”

“当时的边境守将们，对付西夏人有一套固定的办法——敌人来了，就缩进城里，等敌人抢够了走了，再出来。”

“大家都觉得，这是最稳妥的办法，是代价最小的办法，是不出错的办法。”

“可范仲淹不这么想。”

“他说这不是解决问题，这是在养寇自重。”

“这不是稳妥，这是在纵容敌人。”

“于是，他改变策略——修城寨，练军队，屯田积粮，步步为营。”

“敌人来了，就打。”

“打不过，就守。”

“守住了，就往前推。”

“三年之后，西夏人再也不敢来犯。”

他转过身，看着赵立春。

“赵书记，您觉得，如果范仲淹当年也搞一个折中方案——敌人来了，缩一半，守一半——能解决问题吗？”

赵立春的脸色微微变了。

王江涛不需要他回答，自顾自继续说。

“咱们今天连罢工背后的黑手都没有查清楚，连丁义珍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连投资商到底是被谁指使、被谁操纵、被谁利用都没有弄明白，就急着定商业开发的原则——这跟敌人来了就缩，有什么区别？”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赵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可以折中，有些事情不能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