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声音渐渐低沉，像是在回忆遥远的往事：“我跟着她回了出租屋，本来只想问问她，有没有见过我娘。可她看见我手里的砚台，突然骂我‘疯子’，说我手里的东西‘晦气’——跟我娘当年骂我爹的话一模一样。我当时就懵了，脑子里全是我爹抱着碎砚台哭的样子，然后就……就拿起了桌上的剪刀……”

说到这里，高承勇的眼泪掉了下来，砸在报告上，晕开一小片湿痕：“杀了她之后，我在她屋里待了一夜，磨了一整晚的墨，把血混在墨里，以为这样能‘镇住’她的怨气。第二天早上，我把墨锭掰了一半，藏在出租屋的房梁上，想着以后要是回来，还能找到……”

张国孝的心沉了下去。他没想到，高承勇的作案动机竟如此扭曲——把对母亲的怨恨，发泄在所有与母亲相似的无辜者身上。“那2000年的西宁张某呢？”他追问，“她只是个卖菜的姑娘，你为什么要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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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承勇的肩膀剧烈颤抖起来，头埋得更低了：“她的摊位在西宁城东区的菜市场，跟我娘当年在白银摆摊的地方一模一样。那天我去买白菜，听见她跟隔壁摊主说‘等攒够钱就回家，给爹娘盖新房’——这句话我娘当年也说过。我看着她，就想起我娘当年丢下我走的样子，然后就……”

他没再说下去，只是用袖口擦了擦眼泪。张国孝看着他，突然觉得一阵无力——这个背负13条人命的恶魔，既是施暴者，也是童年创伤的受害者。但这绝不能成为他逃避罪责的理由，那些逝去的生命，需要一个完整的交代。

“你藏在包头出租屋房梁上的半块墨锭，我们会联系包头警方去寻找。”张国孝站起身，“还有西宁城外土坡的砚台残片，已经证实是你藏的。现在，你需要把这两起案件的细节都说清楚，包括作案工具的去向和你离开后的逃亡路线。”

高承勇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绝望：“墨锭……墨锭应该还在房梁上，当年我用报纸包着藏的。作案工具……剪刀和刀都扔在包头的黄河里了，西宁的刀扔在了城外的土坡下……”

记录完高承勇的供述，已是中午。张国孝走出审讯室，阳光照在身上，却没带来丝毫暖意。他想起1996年协助包头警方排查时，赵某的父亲曾拉着他的手说：“警察同志，我女儿才25岁，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给她一个说法。”现在，这个说法终于要来了，可赵某的父亲却在去年因病去世，没能亲眼看到凶手落网。

“张队，包头和西宁市局都来电话了，”小李跑过来，手里拿着手机，“他们说会立刻派人去寻找你说的墨锭和作案工具，还希望我们能派警员过去协助调查。”

“你带两个人去包头，”张国孝交代，“重点排查当年高承勇打工的工地和出租屋，一定要找到那半块墨锭。我去西宁，跟进张某案的现场复核。”

下午三点，张国孝登上了前往西宁的火车。窗外的景色从白银的戈壁变成西宁的雪山，他靠在座椅上，翻开西宁张某案的案卷。照片里的张某扎着马尾辫，笑容腼腆，摊位前摆着新鲜的白菜和萝卜，旁边的笔记本上写着“今日收入56元，离盖房还差3244元”——这个努力生活的姑娘，却在离梦想最近的时候，被恶魔夺去了生命。

火车抵达西宁时，天已经黑了。西宁市局的刑侦队长周伟早已在车站等候，两人握了握手，直接前往城东区的菜市场——张某当年摆摊的地方。如今的菜市场已经翻新，当年的摊位变成了一家水果店，店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听说他们是来调查2000年的命案，脸色瞬间变得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