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红玉没恼，反而觉得这是个澄清的机会。她让苏晓雅把基金会的账目公开，贴在各个分店和黄土坡的公告栏上，每一笔捐款、每一笔支出都写得明明白白。然后她亲自回了趟黄土坡，召开了村民大会，把王老师请上台。“王老师，您说说，咱们的补贴是不是真的？” 王老师拿着刚领到的200块补贴，激动地说：“是真的！聂总不仅给我们发补贴，还答应给学校建新房，以后孩子们再也不用在漏风的教室里上课了！”

钟守刚也混在人群里，见势不妙想溜，被沈廷洲拦住了。“你散布谣言，破坏公益，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 沈廷洲的声音像惊雷，钟守刚吓得腿都软了。乡亲们也反应过来，纷纷指着他骂：“你就是见不得聂总好！”“以前你就总搞破坏，现在还来骗人！” 钟守刚灰溜溜地跑了，从此再也不敢来黄土坡捣乱。

1996年4月，“红玉慈善基金会”启动仪式在“红玉家常菜”总店举行。仪式现场布置得简朴却温馨，墙上挂着乡村教师的照片，还有孩子们写的感谢信。省教育厅的领导来了，汤书记来了，受助教师代表来了，连新加坡的林福生都特意发来了贺电，说要在南洋华侨中宣传这个计划，号召大家一起支持乡村教育。

王老师作为教师代表上台发言，她穿着聂红玉送的新棉袄，手里攥着发言稿，声音哽咽：“我在黄土坡教了三年书，从来没想过能拿到补贴，能去北京培训。聂总常说，不能忘本，她真的做到了。我代表所有受助教师保证，一定好好教书，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不辜负‘红玉’的期望。”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不少人都红了眼眶。

聂红玉走上台，接过省教育厅颁发的“公益模范企业”牌匾，然后举起话筒：“今天站在这里，我想起1968年的黄土坡——那时候我刚到这儿，连饭都吃不饱，却看着孩子们因为没老师，只能在田埂上瞎跑。那时候我就想，要是有一天我有能力了，一定要让这些孩子有书读，有好老师教。”

她指着台下的小石头：“我儿子石头，当年就是在黄土坡的土坯房里认字的，现在他成了‘红玉’的骨干。我孙子念红，现在有最好的条件，可还有无数像当年石头一样的孩子，他们需要帮助。” 聂红玉的声音提高了几分，“‘红玉’的根基在黄土坡，在乡亲们的支持里，现在咱们把利润拿出来做公益，不是施舍，是回报。我希望‘红玉’的这份初心，能像红高粱一样，在黄土坡扎根，在更多地方发芽。”

启动仪式结束后，聂红玉带着王老师等几位受助教师去了北京师范大学。她早就联系好了，让这些老师跟着名校的教授听课、学习教学方法。王老师站在北师大的教室里，摸着崭新的多媒体设备，激动得说不出话：“这要是能用到我们村小学，孩子们肯定高兴坏了。” 聂红玉笑着说：“放心，下个月就给你们送过去。”

柳氏也没闲着，她召集家里的女眷，给乡村教师做棉鞋。“当年红玉在黄土坡，脚冻得肿，现在这些老师也不容易，咱们做几双棉鞋，让他们暖和暖和。” 她的手不太利索，针脚没以前细密，却每一针都透着心意。聂红玉看着婆婆，心里暖暖的——这个曾经嫌弃她成分的农村妇人，如今也成了公益的一份子，这就是最动人的改变。

夏天的时候，第一所“红玉教师公寓”在黄土坡建成了。两层小楼，刷着米黄色的墙漆，每个房间都有暖气、书桌和衣柜。王老师搬进公寓的那天，特意请聂红玉来做客，做了黄土坡的家常菜——蒸红薯、炒土豆丝，都是当年聂红玉常吃的。“聂总，您尝尝，这是用基地种的土豆做的，比以前的好吃多了。” 王老师笑着说，眼里满是感激。

公寓楼前的空地上，孩子们围着新送来的图书和篮球，笑得合不拢嘴。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跑过来，给聂红玉递了一朵野花：“聂奶奶，王老师说您是好人，以后我也要像您一样，帮助别人。” 聂红玉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好孩子，好好读书，以后考去北京，去更远的地方。”

这时候，小石头跑过来，手里拿着一份报表：“娘，咱们的扶持计划已经覆盖了十个县，1000名教师都领到了补贴，还有二十所学校的设备也到位了。省教育厅说，下个月要在咱们这儿开现场会，让其他企业都学学咱们的经验。” 聂红玉接过报表，上面的数字密密麻麻，却比任何外贸订单都让她踏实。

晚上，聂红玉和沈廷洲坐在教师公寓的院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沈念红在她怀里睡熟了，小嘴巴偶尔动一下。“廷洲，你说咱们做的这些，值吗？” 聂红玉轻声问。沈廷洲握住她的手：“怎么不值？你看那些孩子，那些老师，他们的笑脸就是最好的回报。当年我爹说，做人要积德，咱们现在做的，就是积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