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日子，是新的开始，也是新的挑战。她被安排进“红星食品厂”当技术员，每月工资三十块。食品厂的生产线混乱不堪：原料堆在露天，腌菜的坛子随便乱放，工人徒手抓酱菜。聂红玉皱起眉，前世酒店后厨的“卫生标准”在她脑子里打转。她连夜写了份《生产流程优化方案》，把酒店的“食材溯源”“无菌操作”那套搬了进来。

“这是资产阶级臭毛病！” 厂长把方案扔在地上，“我们是国营厂，不是大饭店！” 聂红玉没放弃，她从自己负责的酱菜车间开始改：给工人发手套口罩，原料按新鲜度分类，腌菜时严格控制盐的比例。一个月后，她负责的酱菜合格率从60%升到98%，还被市供销社评为“优质产品”。厂长红着脸把方案捡起来：“聂技术员，全厂推广你的方法。”

在食品厂的两年，聂红玉摸清了食品行业的门道，也攒下了创业的第一桶金——五千块。1980年，国家鼓励个体经济，她递交了辞职报告，在菜市场旁租了间小铺，“红玉食品铺”开张了。开张那天，柳氏把攒了半辈子的私房钱都拿出来：“娘信你，这铺子能火。” 沈廷洲帮她焊了货架，石头举着“开业大吉”的纸牌，在门口跳来跳去。

创业的苦，比在黄土坡更磨人。有人仿冒她的酱菜，用劣质萝卜充数；有人嫌她卖得贵，在门口泼脏水；还有地痞来收“保护费”。聂红玉没怕，她想起在黄土坡对抗钟守刚的日子——越是难，越要硬气。她把“红玉酱菜”的商标贴在每个坛子上，旁边印着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假一赔十，欢迎监督”；她去找工商局王科长，举报仿冒者；地痞来闹时，沈廷洲拿着退伍证站在门口：“我是退伍军人，谁敢闹事？”

陈教授也来帮忙，老人从旧货市场淘来台旧磅秤，每天坐在铺子里，给顾客讲酱菜的门道：“这酱黄瓜要选顶花带刺的，腌七天刚好；这酱肘子要用前腿肉，炖到脱骨才香。” 老教授的背书，加上酱菜的好味道，“红玉食品铺”的名声越来越响。不到半年，铺子里的酱菜就供不上货了，聂红玉不得不租下旁边的两间房，招了五个工人——都是黄土坡的乡亲。

1981年的“省着名商标”，是对这13年最好的肯定。表彰大会结束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给黄土坡寄了两百块钱，让张云生帮着盖教室。“当年我在黄土坡，最大的遗憾是石头没地方读书。” 她在信里写，“现在我有能力了，要让黄土坡的孩子都能上学。” 张云生回信说，社员们主动来帮忙，不用工钱，还说要在教室墙上画她腌酱菜的样子，让孩子们记住“靠双手吃饭”的道理。

“红玉姐，市食品公司的李经理来了。” 李伟的声音把聂红玉拉回现实。她合上笔记本，快步走进临时办公室——那是间用彩条布隔出来的小单间，里面摆着张旧桌子，是从食品厂淘来的。李经理握着她的手：“聂老板，我们想包销你的酱菜，每月两千斤，价格比市场价高一成。”

送走李经理，沈廷洲拎着饭盒走进来，里面是柳氏炖的排骨：“刚接到汤书记的电话，说‘红玉教室’竣工了，孩子们已经上课了。” 他把一张照片递给聂红玉，照片上，黄土坡的孩子们坐在新教室里，黑板上写着“知识改变命运”，教室门口的牌子，是用红漆写的——正是聂红玉让刻的那句话。

“廷洲，你还记得1968年那个晚上吗？” 聂红玉咬着排骨，突然说，“你从部队探亲回来，看到我抱着石头在雪地里哭，你把我们娘俩抱进怀里，说‘以后有我呢’。” 沈廷洲挠挠头，不好意思地笑了：“那时候我看你变了个人，不再哭哭啼啼，还能给石头熬药，就知道你是个能过日子的。”

他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里面是他的退伍证，还有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原主和沈廷洲的结婚照。“我跟战友打听清楚了，当年我退伍，是因为发现有人在边境走私，其中一个人的特征，和钟守刚有点像。” 沈廷洲的声音沉下来，“原主跳河前，可能看到了不该看的。”

聂红玉心里一震，原主的死一直是她的心病。当年原主跳河前，曾跟柳氏说“看到了穿军装的人跟钟守刚说话”，现在看来，这不是胡话。“别着急，” 聂红玉握住他的手，“现在我们有能力了，能查清楚。钟守刚去年在镇上偷东西被抓了，关在看守所，等他出来，我们总能问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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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陈教授来了，手里拿着份新的酱菜配方：“这是‘京味酱鸭’的方子，我改良了一下，能用咱们的酱菜老卤做，肯定受欢迎。” 他看着新厂房，感慨道：“当年在黄土坡，我以为我的手艺要烂在地里了，是你让它活了过来，还做成了品牌。” 聂红玉笑着说：“是您教得好，也是这个时代好。要是没有改革开放，我这个体老板，还不知道能不能当。”

工人们都下班了，厂房里静悄悄的。聂红玉带着小石头，沿着新生产线走了一圈：“石头，你看这是洗料机，这是腌菜罐，以后这些都要交给你。” 小石头点点头，手里拿着本《食品工艺基础》——是陈教授给他的，“娘，我以后要考农业大学，学食品专业，帮你把‘红玉食品’做到全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