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用药剂量和种类，都是经过严格计算的，绝对不存在您所说的‘人为制造危重假象’的情况。这完全是对我们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污蔑。”

他矢口否认，将所有行为都包裹在“标准医疗程序”的外衣下。

“那么，在患者家属明确要求转院时，你为何极力阻拦，甚至单独与患者父母谈话，施加压力？”李队换了一个角度攻击。

“阻拦？施加压力？”秦明微微蹙眉，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说法，“警察同志，您可能误解了。作为主治医生，我有义务向患者家属详细说明转院可能存在的巨大风险，尤其是对于他们口中‘病情危重’的患者。

长途转运、环境改变、治疗中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我坚持与他们沟通，正是出于对患者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

我认为，将这种专业且负责任的劝阻理解为‘施加压力’，是不公平的。”

他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充满了医生对患者的“关切”和“责任”。

审讯进行了数个小时，李队和他的同事轮番上阵，从各个角度试图寻找秦明口供中的破绽，或者引导他承认某些带有主观恶意的行为。

但秦明就像一个精心排练过的演员，始终牢牢守在那条“误诊”和“标准医疗操作”的底线上。

他的回答逻辑自洽，引用医学术语精准，态度始终保持着一种彬彬有礼的疏离，甚至在面对某些重复或尖锐问题时，眼神深处会掠过一丝极淡的、不易察觉的不屑，仿佛在嘲笑警方不懂医学，在做无用功。

他只承认基于医学局限性的判断失误，坚决否认任何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或欺诈的指控。

李队的眉头越锁越紧。他深知，在现有证据（尤其是核心物证缺失）的情况下，仅凭秦明承认的“误诊”，根本无法将其与更严重的刑事罪名挂钩。医疗事故罪？那需要极其严谨的鉴定和证明其严重不负责任，过程漫长且结果难料。对方显然对此极为精通，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这场审讯，仿佛一拳打在了厚厚的棉花上，令人感到无力和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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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李队在审讯室里与秦明进行着艰难攻防的同时，派出所楼上，局长办公室里的气氛同样凝重。

王局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堆了好几个烟头。他刚挂断一个电话，手指用力按着发胀的太阳穴，脸上写满了疲惫与烦躁。

这已经是今天上午他接到的第四个来自“上面”的电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