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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好，车间里倒有个意外：我之前试产的几款羊毛大衣里，有一款驼色的卖得特别好，订单排到了一个月后，工人们加班加点都赶不完。可年关越来越近，我不敢大规模投产，怕又压了库存——去年的教训还在眼前。就这一款大衣，赚了几十万，可看着仓库里堆着的几百万库存，这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像在大海里丢了颗石子。

我开始认真考虑关公司的事，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朱百康。我不能让他跟着我耗，更不能让他被我的烂摊子拖累。

没想到，机会来得这么快。那天早上，朱百康找到我，手指绞着衣角，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木子，嘉兴毛纺厂在招设计师，我想去试试……能不能请四五天假？”

我心里一动，脸上却立刻沉了下来，故意板着语气说：“你去吧。不管能不能应聘上，都不用再来上班了。”

我没敢说公司快撑不下去了，怕他嘴不严，传出去让债主们慌了神——到时候他们一起上门催债，我连缓冲的时间都没有。

朱百康愣了一下，眼睛瞬间红了。他张了张嘴，像是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出声。他转身走到自己的工位上，慢慢收拾起桌上的东西：一个掉了瓷的旧搪瓷杯，一本翻得卷边的笔记本，还有我去年送他的那支钢笔。他把这些东西小心翼翼塞进帆布包里，没跟我道别，拉开办公室的门，一步一步走了出去。

门“咔嗒”一声关上，我坐在椅子上，盯着他空出来的工位，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又闷又酸。我知道自己做得不地道，可我没别的办法。这一走，就是几十年，我们再也没联系过。有时候我会想起他，想起他蹲在仓库门口抽烟的样子，想起他说“收了就有责任”时的认真，可我从没去找过他解释——有些话，错过了时机，就再也说不出口了，像结了痂的疤，揭开来只会更疼。

行情越来越差，我突然想起厦门的丽珠姐。她之前在我这儿拿了二十多万的货，厦门天气暖，说不定能多卖些。我抱着最后一点希望，拨通了她的电话。

“丽珠姐，货卖得怎么样？”

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沙哑，带着点疲惫：“别提了，也没怎么动。”顿了顿，她又说，“我听说你最近不太好？”

我苦笑了一下，没瞒她：“是有点难，资金周转不开了。”

“对不起，姐这次帮不了你。”她的声音带着愧疚，“其实我上次来拿货的时候，就已经垮了。我跟潮勇哥离婚了，他在上海找了人，被我撞见了。离婚分的钱，我投了外汇，全输光了，才来你这儿拿点货，想在厦门的商场里试试……我没跟你说，是怕你担心，也怕你不肯给我货。”

我握着听筒，突然说不出话。我怎么会怪她？当年我刚做批发的时候，资金周转不开，是她二话不说借给我两万块，还让潮勇哥特意从厦门送到上海，连借条都没让我打。就算她当时说了实话，我还是会给她货的——她是我落难时帮过我的人啊。

“要是实在不行，你就跑路到厦门来，姐给你找个地方住。”她又说，声音里带着点急切。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睛就酸了：“谢谢姐，可福建话太难懂了，我去了怕是连路都问不明白。”

挂了电话，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窗外的梧桐树叶子全落光了，光秃秃的枝桠指着灰蒙蒙的天，像极了我此刻的处境——茫然，又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