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找税务局的朋友，他听完我的疑问，摆了摆手，语气无奈：“定额税？那是给摆地摊的小商小贩的。家电行业资金量大，哪有定额税的说法？现在政策刚松动，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你要是想少开点发票做账，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这是灰色地带。万一政策变了，我帮不了你——到时候不是帮朋友，是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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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服装做得好好的，别瞎折腾。这行风险太大，不值得。”

从税务局出来，我沿着街边慢慢走。风卷着落叶，绕着我的影子打转，突然觉得累。家电生意像块看着甜的蛋糕，咬下去全是刺；服装生意又越来越难，节假日忙得脚不沾地，平时连房租都快赚不回来。站在自己的服装店门口，看着店员阿芳踮着脚整理货架，心里冒出个念头：把最后这家店也盘出去吧。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没几天，麻烦就找上门了。

那天上午，店里正忙着给老顾客打包夏装，玻璃门被推开，两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走了进来，神情严肃得让人发慌。“是木子吗？”为首的男人亮出证件，红章在阳光下刺眼，“检察院的，请你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我手里的包装袋“啪”地掉在地上，夏装撒了一地。阿芳和另一个店员都僵住了，大气不敢喘。我愣了愣，声音发颤：“同志，我就是个开服装店的，归工商局管，怎么劳烦检察院的同志了？”

“不是管你，是了解点情况。”男人的语气没松，“走吧，别让我们为难。”

我攥了攥手心，汗湿了掌心，摸起椅背上的外套，对阿芳说：“看好店，我去去就回。”走出店门时，街上的行人都往这边看，阳光刺得眼睛疼，浑身却冷得像掉在冰水里。

检察院的审讯室很小，墙刷得雪白，一张铁桌子，两把木椅。我坐在椅子上，手心里全是汗——这是我第二次被审讯，上一次还是十几岁，偷偷穿叔叔的军装拍照，被当成“可疑人员”盘问。可这次，我连自己犯了什么事都不知道。

“姓名？”

“木子金冈。”

“年龄？”

“二十九。”

“家庭成员？”

“爸妈，三个姐弟，还有妻子和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