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人，我接触下来感觉挺大气的，应该不是那种会记仇的性格。”我试图宽慰她，也希望这尴尬的话题能快点结束。

回到宿舍，我给易亮拨去了电话。响了几声后，电话被接起，易亮的声音听起来比凌晨时平静了一些，但那种激烈情绪波动后的疲惫和空洞却分外明显。他告诉我，夏天已经赶到他那边帮忙了。听到这个消息，愧疚感烧得我坐立难安。作为朋友，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我却没有到场。

“对不起，我什么忙都没帮。”

“没事……你们来了也做不了什么。我家里现在很乱。”他停顿了很长时间，久到我以为信号中断了，他才再次开口：“我爸他是突然倒在家里的，当时家里没有别人。亲戚们都觉得死因不太对劲，到现在……到现在他还……还没有让他入土为安。他们非要找法医来鉴定……甚至还有人怀疑我妈……为什么啊……”他说不下去了，电话那头传来了压抑的哭声。

面对如此残酷的家庭变故，我发现任何的语言都变得苍白和廉价，任何安慰都像是隔靴搔痒，任何建议都显得轻率而愚蠢。我只能一遍遍地重复着“节哀”、“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妈妈”这类空洞的词语。那些毫无营养的句子堆砌得越多，我越感到自己的无力和渺小。最终，易亮的哭声渐渐低了下去，变成了断断续续的抽泣。我们沉默地挂断了电话。

下午，我和李舒按照原计划，赶到了另一所大学参加他们举办的高校文化交流活动展。孙艺兴在最后关头说是身体不舒服，临阵脱逃了，只剩下我们俩硬着头皮顶上。在电影展播环节，一所知名高校带来了他们花费数十万资金制作的电影短片，无论是画面、音效都显得非常专业。对比起来，我们共振俱乐部的投入，简直寒酸得可怜。但即便如此，当我们的作品在播放时，依然吸引了不少目光，结束后我们照例被团团围住，接受着提问和咨询。

活动结束，我和李舒靠在展厅外的走廊栏杆上休息。她忽然问道：“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一会儿结束了，赶紧回学校，还得去找个人。”

“我是问，看到别的学校这么大的投入和阵仗，对于我们的共振俱乐部，你接下来有什么具体的打算？”

我收回视线，郑重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回答：“先回学校找个人吧。” 直觉，邱雨涵是我们现在破局的关键。

晚上，到约定的地点，我一眼就看见邱雨涵。昏黄的光线勾勒出他清瘦的身影，也清晰地照出他眼睑下方那抹淡淡的青色，证明他最近同样处于超负荷的运转中。想到共振俱乐部岌岌可危的未来，我不得不暂时压下对他的歉疚，走上前去。

小主，

“策划案我仔细看过了，”我开门见山，“整体框架和思路都非常优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有些细节还不太贴合我们的实际。这其实是我的问题，之前没来得及让你更深入地参与到共振俱乐部的各项活动中来。”

“那就给我机会。”邱雨涵静静地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