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掌望台的木楼梯在芬恩急促的脚步下发出呻吟般的吱呀声，像在替这个疲惫不堪的人诉说数月来的紧张与焦虑。从五月到次年二月，整整九个月，他、亚瑟和约翰像影子一样贴在西奥多·罗斯福身边——这位前总统、现任总统候选人给美国政坛带来的震荡，让那些所谓的“保守派”撕下了最后的面具，暗杀成了他们绝望的反扑。

“分两班，24小时。”亚瑟·摩根当时这样说，米德奈特点头，芬恩没有选择。

此刻推开卧室门时，邦尼正坐在窗边缝补衣物。夕阳从她背后透进来，在她亚麻色的头发上镀了层金边。她抬起头，眼里是藏不住的担忧——这几个月，她只知道丈夫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但具体是什么，连她也不能被告知。

“孙先生留下的。”邦尼从抽屉里取出三封用牛皮纸仔细包好的信，信封边缘已经微微起毛，显然被反复取放多次。

芬恩的手指在信封上停留了片刻。他想起去年春天，孙文清那双燃烧着火焰的眼睛，他们在旧金山码头上握手道别时，孙先生说：“下次见面，或许能带给你些好消息。”可这大半年，芬恩听到的几乎全是坏消息——西奥多的马车差点被炸，演讲时台下有枪声，连住处都被人纵火未遂。

他撕开第一封信，时间是1911年5月。

“吾弟芬恩如晤：四月廿七广州之役，七十二人身殒，葬于黄花岗。林觉民《与妻书》字字泣血，喻培伦胸挂炸弹就义……亓家兄弟重伤得脱，载恩昏迷月余方醒，黄醒失三指。然此役价值，可惊天地，泣鬼神！”

信纸上确有水渍晕开的痕迹，墨迹在“七十二人”处尤其模糊。芬恩闭上眼，眼前浮现出去年血与火交织的黄花岗。

第二封信是八月寄出的，简短而急切。孙文清在信中问及“可否引荐美国政要”“欧美政府有无可能承认革命政府”，字里行间透着一种近乎天真的期盼。芬恩苦笑，他太清楚那些西装革履的政客了——他们眼中只有利益，哪有什么理想。保护西奥多这几个月，他见过太多当面握手拥抱、背后插刀子的戏码。

第三封信最厚，邮戳显示是1912年1月从巴黎发出。芬恩的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十月十日武昌枪响，廿八日黄醒抵鄂，任总司令，与清军战于汉口、汉阳……余自美赴欧，欲说列强勿助清廷。然行至伦敦，闻南京十七省代表会，举孙文清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矣！”

芬恩的呼吸停滞了几秒。他猛地抬头看向窗外——马掌望台的草场在冬末的寒风中一片枯黄，远处山峦的轮廓在暮色中逐渐模糊。可就在这平常的黄昏，在万里之外，一个延续了二百六十八年的王朝崩塌了，一个共和国在血与火中诞生了。

“芬恩？”邦尼的手轻轻放在他颤抖的肩膀上，“你的脸色……”

“电话，”芬恩的声音沙哑得厉害，“我得给司五爷打个电话。”

楼下客厅里，达奇还在抽着雪茄，亚瑟和约翰瘫在沙发上，靴子都没脱。芬恩几乎是踉跄着冲向走廊尽头的电话机，手摇把转动时发出急促的咔嗒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