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潜善、汪伯彦见皇帝心思动摇，立刻加大了对李纲的攻击力度，弹劾他“狂诞刚愎”“专制朝政”。李纲性子刚直，不屑于与他们同流合污，甚至在赵构安排的和解宴上，直接拂袖而去，把黄潜善等人晾在当场。这一下，更是给了主和派攻击他的口实。

建炎元年八月，上任仅七十五天的李纲，再次被罢相。赵构为了讨好主和派，还把李纲一路贬谪，最后送到了海南岛。消息传出后，太学生陈东再次上书，请求皇帝收回成命，重用李纲，还直言“黄潜善、汪伯彦误国，不可信任”。可这一次，赵构不再手软，他下令将陈东斩首示众，用血腥的手段堵住了言路。

李纲罢相后，赵构再也无牵无挂，带着文武百官一路南逃，跑到了扬州。而此时的宗泽，却被任命为开封府尹、东京留守，派去驻守那个早已残破不堪的故都。开封经金兵劫掠后，盗贼蜂起，人心惶惶，“冻馁死者十五六”，曾经《清明上河图》里的繁华景象，早已荡然无存。

宗泽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整顿秩序。他捕杀盗贼，安抚百姓，又招募义军，修缮城墙，很快就把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还积极联络河北、河东的各路义军，短短几个月就招抚了百万之众，又积蓄了半年的军粮，准备北伐。

可他最大的难题，是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宗泽前后上疏二十多次，恳请赵构还京主持北伐大计，甚至在奏疏中赌咒发誓：“臣若有毫发误国大计，臣有一子五孙，甘被诛戮。”可赵构在扬州花天酒地，对他的奏疏视而不见。黄潜善、汪伯彦更是在一旁煽风点火，说宗泽“拥兵自重”“妄议北伐，徒增兵祸”。

宗泽没有放弃，他擒获了辽国旧将王策，亲自为他松绑，推心置腹道：“契丹与大宋本是兄弟之国，如今都被金人所灭，我们应当同心协力，一雪前耻！”王策深受感动，把金人的虚实全都告诉了宗泽。宗泽得知两河州县金兵兵力空虚，再次上书恳请赵构出兵，可依旧石沉大海。

日复一日的等待，一次又一次的失望，渐渐耗尽了这位老人的心力。建炎二年七月，宗泽背上生疽，一病不起。将领们来看望他时，他挣扎着坐起来，眼中满是不甘：“我本无病，只因二帝蒙尘，中原沦陷，忧愤所致。诸位若能奋力歼敌，收复失地，我死而无憾！”

众将痛哭流涕，纷纷表示愿意遵从他的遗愿。弥留之际，宗泽没有说一句家事，只是反复吟诵着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最后，他用尽全身力气，大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便溘然长逝，享年七十岁。

他的儿子宗颖将遗表上呈赵构，表中写道：“属臣之子，记臣之言，力请銮舆，亟还京阙，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谏！”可赵构看完后，只是淡淡叹了口气，便把遗表扔到了一边。

宗泽死后，他招抚的义军渐渐散去，开封的防务再次崩溃。而远在海南岛的李纲，得知宗泽的死讯后，悲痛欲绝。他在贬所写下了无数诗篇，抒发自己的悲愤与不甘。后来，赵构迫于舆论压力，又几次起用李纲，可每次都因为他坚持主战，遭到主和派的排挤，很快就被罢官。

李纲一生六起六落，漂泊四方，壮志难酬。晚年的他，身体日渐衰弱，却依旧没有放弃抗金的主张。绍兴八年，秦桧主持议和，南宋向金朝称臣纳贡，李纲虽然远离中枢，却依旧上书直言：“金人毁我宗庙，掳我二帝，是我大宋不共戴天之仇！如今我朝尚有半壁江山，臣民同心，为何要屈膝求和，苟延残喘？”

这份上书言辞激烈，主和派纷纷要求治他的罪，可赵构却罕见地为他开脱：“大臣当如此矣。”或许在他内心深处，也对这位忠臣心存一丝愧疚。绍兴十年，五十八岁的李纲病逝于福州，临终前，他还在叮嘱家人：“此生未能收复中原，迎回二帝，是我最大的遗憾。你们要记住，大宋的江山，不能丢！”

李纲和宗泽，就像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的两根顶梁柱，在大厦将倾之际，用自己的铁骨铮铮撑起了一片天空。他们有报国的壮志，有治军的才能，有为民的情怀，却终究败给了帝王的懦弱和奸佞的构陷。

靖康之耻，不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代忠臣的悲歌。李纲的“力尽筋疲谁复伤”，宗泽的“三呼渡河”，成了那个黑暗时代里最耀眼的光芒。他们用一生践行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也让后人永远记住：任何时代，都不缺挺身而出的硬骨头；可一个时代的悲哀，恰恰是容不下这样的硬骨头。

多年后，有人路过开封的宗泽祠，看着祠堂里“忠勇千秋”的匾额，想起那位白发老人临终前的呐喊，不禁潸然泪下。而李纲笔下的“病牛”，“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也成了后世无数忠臣义士的写照，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