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四年，孙承宗想借着给皇帝拜寿的机会进京辩解。可他刚走到通州，就接到了天启帝的圣旨：“孙爱卿，边关要紧，你且回去吧。”原来，魏忠贤听说他要来，跑到宫里抱着天启帝的腿哭：“陛下，孙承宗这是要带兵来杀奴才啊！”天启帝被哭得心烦，就下了这道糊涂旨。孙承宗站在通州的寒风里，望着北京的方向，心里像被堵了块石头。

转年，山海关总兵马世龙打了场败仗，魏忠贤抓住机会，领着一群太监弹劾孙承宗“治军无方”。孙承宗看着那些颠倒黑白的奏疏，气得浑身发抖，接连上了两道辞呈。天启帝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准了。这一年九月，孙承宗卸甲归田，回了高阳老家。临走前，他摸着宁远城的城墙，对袁崇焕说：“守住这道防线，就是守住大明的命。”

第三章 满门忠烈魂：高阳城头的最后一战

孙承宗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么在高阳老家养老了。他把这些年的边关经验写成了《督师全书》，又把诗作编成《高阳集》，每天教子孙们读书、练剑，还总跟他们说：“咱们孙家的人，要么拿起笔写尽天下事，要么拿起刀守住天下土。”

可大明的命，已经快撑不住了。天启七年，天启帝驾崩，崇祯帝即位。崇祯三年，皇太极绕开宁锦防线，从蒙古借道，一口气打到了北京城下——史称“己巳之变”。更糟的是，崇祯帝还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把袁崇焕给凌迟处死了。边关将士人心惶惶，满朝文武没人敢去守通州。这时候，有人想起了孙承宗。

崇祯帝下了道急诏，让孙承宗官复原职，去守通州。接到圣旨时，孙承宗已经六十四岁了。他二话没说，穿上搁置多年的官服，带着几个儿子就往通州赶。到了通州，他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将士：“我知道袁将军蒙冤，可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后金兵就在城外，咱们要是退了，北京就完了！”将士们看着白发苍苍的孙承宗，一个个红了眼睛，齐声喊：“愿随孙大人死战！”

孙承宗用兵还是老法子——先稳住阵脚，再寻机反击。他派儿子孙鉁带着一队骑兵绕到后金兵的后方，烧了他们的粮草；又让侄子孙锦领着步兵在城外挖战壕，打伏击。没几天，后金兵就因为缺粮乱了阵脚，孙承宗趁机率军出击，把皇太极的军队赶回了关外——这就是“遵永大捷”。

战后，崇祯帝拉着孙承宗的手说：“孙先生，多亏了你啊！”可没过多久，朝堂上的争斗又起来了。孙承宗想重新启用之前被罢官的将领，却遭到了兵部尚书梁廷栋的反对。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梁廷栋背地里给孙承宗安了个“结党营私”的罪名。崇祯帝本就多疑，听了这话，对孙承宗也渐渐冷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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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四年，大凌河战役爆发。后金兵突然来袭，守将祖大寿仓促应战，最终兵败投降。消息传到北京，梁廷栋又领着人弹劾孙承宗“战略失误”。孙承宗看着奏疏，苦笑了一声——这大凌河防线，本就是他当年规划的，可朝廷迟迟不给军饷，防线没修完就被攻破了，怎么能怪他？可他知道，跟崇祯帝解释也没用，干脆上了道辞呈。这一次，崇祯帝没犹豫，准了。

六十九岁的孙承宗再次回到高阳，这一次，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边关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育子孙上，还特意给家里的祠堂写了副对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为明臣，死为明鬼。”

平静的日子过了四年，崇祯十一年的冬天，多尔衮带着十万清军再次南侵，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高阳城下。此时的孙承宗，已经七十六岁了。好友写信劝他：“赶紧往南方逃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孙承宗把信烧了，对家里人说：“我是高阳人，高阳就是我的根，我哪也不去。”

他领着全家四十七口人，还有城里的百姓，登上了高阳城墙。城墙不高，也不厚，可孙承宗站在上面，腰板挺得笔直。他让儿子们领着青壮百姓搬石头、运弓箭，让儿媳们烧开水、做干粮，自己则拿着一把生锈的剑，在城头上指挥：“东边的缺口，用沙袋堵上！西边的弟兄们，把弓箭备好！”

清军围住了高阳，多尔衮听说守城主将是孙承宗，派人来劝降：“孙大人，您都这么大年纪了，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只要您归顺大清，我保您荣华富贵。”孙承宗站在城头上，指着多尔衮的鼻子骂：“你这蛮夷小儿，也配跟我说话？我孙家世代为明臣，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也不会投降！”

多尔衮被骂急了，下令攻城。清军的火炮轰在城墙上，砖石乱飞，百姓们吓得直哭，可孙承宗的声音依旧洪亮：“别怕！咱们多守一天，北京就多一天准备的时间！”他的儿子孙鉁、孙鋡带着人在城墙上拼杀，身上被砍得鲜血直流，还是不肯退；他的孙子孙之沆、孙之滂拿着弓箭，一箭箭射向清军，箭射完了，就拿起石头砸。

就这样守了三天三夜，高阳城墙还是被攻破了。清军涌进城里，孙承宗的家人一个个倒在血泊里——五个儿子、六个孙子、两个侄子、三个侄孙……四十七口人，没有一个投降的。孙承宗被清军抓住，带到了多尔衮面前。

多尔衮还想劝：“孙大人，您看您的家人都死了，您就算为自己想想，也该归顺吧？”孙承宗吐了他一口唾沫：“我孙家满门忠烈，岂会跟你这乱臣贼子同流合污？”他抬起头，对着天空大喊：“我孙氏子孙，与尔蛮夷世代为敌，必报此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