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等。

等他们炸完了，我们再进去。炸剩下的东西，我们处理。

炸不掉的，我们拆。这样我们的人员风险最小，法律风险最小，商业风险也最小。”

“如果CIA不动手呢？”

将岸的嘴角终于动了一下，那个动作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大，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笑容了。“那我就去催他们动手。

我在战略研究室的时候，认识一些人。CIA、五角大楼、国务院。他们可能不记得我的名字，但他们一定记得‘精算师’这个代号。我会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发几封邮件，附上科本的部分情报。

不需要太多，只需要足够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然后他们会开会，会讨论，会推演，会写报告。他们会花很长时间做决定。而我们——”

他把双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放在桌面上，十指交叉。

“我们只需要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不管CIA做不做决定，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林锐看着将岸，看了很久。那张被墨镜遮住的脸在晨光中变成了一副沉默的面具，没有表情，没有情绪，没有任何可以被解读的线索。

但他知道那张面具下面有什么——有八年的战略推演，有一只在医院里失去的眼睛，有一颗被打碎了又重新拼起来的心，有一亿美元的账本，有一座在沙漠深处被建造的城市。

“好。”林锐说。“一个星期。”

他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原位。椅子腿在地板上发出一个轻微的刮擦声，在安静的指挥中心里显得格外清晰。

将岸也站了起来。他把笔记本收进西装内侧的口袋里，拍了拍西装上的灰尘。沙尘从他的肩头飘落下来，在晨光中像一层金色的细粉。他把椅子摆正，又把桌上的水瓶和纸杯收拾好，扔进垃圾桶里。动作很自然，很熟练，像是在自己家里收拾桌面。

“林锐，”他说，“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

林锐转过身。

“你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眼睛是怎么伤的。”将岸说。“七年了。你一次都没有问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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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锐沉默了几秒。“你不想说的时候，我问了也没有用。你想说的时候，不需要我问。”

将岸站在那里，墨镜遮住了他的眼睛，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那个动作和之前都不一样——不是嘴角的收紧，不是嘴角的翘起，而是一种更柔软的、更放松的、像是终于放下了什么东西的动作。

“那个推演，”他说，“是关于萨赫勒地区的。关于撒哈拉沙漠。关于恐怖组织。

关于军火走私。关于三边交界区。我坐在那个房间里，用八个小时，推演了未来十年萨赫勒地区的局势变化。

我的结论是——如果没有人干预，十年之内，萨赫勒地区会出现一个由恐怖组织控制的国家。

一个在沙漠深处的、自给自足的、与世隔绝的国家。我把推演结果写成报告，提交了上去。报告被归档了。

没有人看。没有人管。六个月后，我从医院醒来，我的上司坐在床边，告诉我——‘将岸，你的推演很精彩。但精彩的东西不一定有用。有用的东西不一定需要精彩。’”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钥匙扣上挂着一个小小的狼首标志，银色的，在晨光中闪了一下。

“那次之后，我来到非洲，跟了银狼米歇尔，是因为我不想再坐在一个空调房里推演战争的结局。

我想站在战场上，亲眼看到结局。即使只有一只眼睛。”

他把钥匙放回口袋，转身向门口走去。他的步伐很稳，每一步的步幅都一样，脚尖微微向外。深灰色的西装在晨光中变成了浅灰色，肩头的沙尘在光线里闪着金色的光。

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下来，回过头。墨镜的镜片在逆光中变成了两片黑色的镜子，反射着指挥中心里的一切——显示墙上那张地图、会议桌上那些散落的平板电脑、窗口那片淡蓝色的天空、站在会议桌旁看着他的林锐。

“林锐，”他说，“一个星期之后，我们会去三方交界区。我会和你一起去。”

林锐看着他。“你的眼睛——”

“我的眼睛看不见。”将岸说。“但我看得见别的东西。我看得见那些数字背后的东西。我看得见那一个亿美元去了哪里。

我看得见那座城市在什么地方。我看得见秘社的人在做什么。这些——不需要两只眼睛。而且这可能是我们彻底了结他们的机会。”

他转过身，走进了走廊。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一下一下的，均匀的，稳定的，像一台正在运转的、精确的、不知疲倦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