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南境突降暴雨。

我一边走出地铁站，一边看着手机上的编号维权地图。几个编号者发出的最新帖子上，标注了自己的遭遇：银行拒绝开户，企业退回录用通知，甚至连中学都用模糊理由要求学生转学。编号者被从现实社会中“同步删除”的趋势，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展。

现实比数据还残酷。

我匆匆赶到西郊一个五层居民楼，那里刚发生一起“编号冲突”。屋子里只剩下尸体和他的母亲，哭到声音全哑。那名跳楼者二十四岁，名叫陆鹏，编号Q-L103。

“他只是被房东问了一句，是不是你这种人？”女人几乎是咆哮着告诉我，“他连解释的力气都没有了。”

他的身份证原件、求职简历、医药单据，全被编号覆盖，甚至连精神评估报告中都写着：“社会适应能力下降，可能因系统标记引发焦虑。”

我们打开他的枕头，在里面发现一张纸条。

“别叫我Q-L103，我叫陆鹏。”

老隋站在窗边，一直没有说话。他看着楼下那滩未干的血迹，沉声道：“编号开始杀人了。”

我点头，低声说：“现实同步删除，比数据封锁更致命。”

我们把纸条收好，连同陆鹏的书籍、照片、衣物一并封箱。钟若谣那天没来，她发来一条短讯：“我去找那个‘筛选系统’的技术供应商了，他们恐怕早就知道会出事。”

我们清点着同类事件，过去一周已有37起涉及“编号者”的生活性剥夺案例。每一例都不是枪口之下，却无一不是刀锋之上。

我翻开一个新的文件夹，文件名写着：“现实编号歧视案例00038”。

系统没删我们。

他们只是教唆世界，让它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