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回到南境，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从车站出来那一刻，鞋底就陷进泥里，雨水混着黄沙刷刷冲刷着旧厂区斑驳的围栏和满是裂痕的地砖，风像被封在地下几十年的鬼魂，绕着铁皮厂房乱吼。我披着湿透的风衣站在风箱厂正门口，没人认得我了，这地方也不再属于任何具体的人，只属于历史和遗忘。

三年前，我就是从这里离开的。

更准确地说，是从这个厂区的第十三区地下灰工通道，被编号系统第一次“招募”后失踪的。

现在我带着“回音者”的通行权限、数据对抗的授权链、还有整个编号反制网络的黑域地图，重新回到这个被“故意冷却”的地点。

钟若谣没有来，我让她负责南北中继点的协调，她派了一个旧识给我，一个叫“阿显”的前工程调度员——他三年前也在这儿干过，但早已注销身份，依靠回音者网络在北域保留了一份虚拟工号。

“净空。”他递给我一把旧钥匙，“第十三区开锁权限依旧是实体插卡。”

我接过钥匙时手有点抖，谁也没料到那群消失的编号工人会成为整个编号系统的“试验母体”，更没人料到所谓“编号模型”最初就是从这些“灰工体”里推演出来的。

风箱厂第十三区，是编号系统最早的“人体信息压测场”。

也就是说，南境灰工，不只是低贱的体力工，而是整个编号社会的原型牺牲品。

我和阿显一脚踏进地下通道，闷热的潮气像从另一段时间的肺里挤出，一盏盏泛绿的旧工灯断断续续亮起，像极了某种失忆机器的神经网络。

我们走了大概四十七分钟，进入一间封闭的演算室，墙上的符号让我几乎站不稳脚。

那是编号早期模型的残留图形——不是数字，而是“压强映射图”。

每一个符号，代表一个编号个体在某种“压强条件”下的心理应激反应。

简而言之，这里用来测试：人在长期压抑、无人回应、信息孤岛状态下，会发生怎样的“行为模式解构”。

他们在玩一种高维残酷的游戏。

而我们当年，是游戏的“被隐藏数据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