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待朱明政权的冷漠、格格不入的态度，换来的是朱元璋的冷酷镇压和无情打击。

早在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曾对张士诚阵营的降将说道：“吾诸将皆生长濠、泗、汝、颍、寿春、定远，习勤苦，不知奢佚，非若江南耽逸乐者比。”

这就极其明确地把他的淮西地主集团与江南地主加以区隔，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摧残与打击，是按照三个不同阶段进行的。

前两个阶段就是洪武初年前后，是针对政治态度上对朱明皇权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些地主势力，尤其是和张士诚原政权又关系的地主，普通农人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因此不在话下。

第三阶段，针对江南地区又影响的富户和与原政权元朝及张士诚并无多少关系的江南士人，着名的元末苏松一带的大地主沈万三遭受朱元璋的残虐的历史故事人人皆知。

朱元璋开始时尚对沈氏表面敷衍，并且让沈氏子弟做些小官，后来仍未放过他，把他纳入“蓝党”，“发辽阳从戌，籍（没收）其田数千顷”，并将“每亩定赋九斗三升，吴下粮额之重坐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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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沈万三是一个历史传奇人物，种类不同的史书记载不尽相同，但是朱元璋对待这一类型的大地主遂行打击则是基本的事实。

当时的政策，诸如江南重税、迁富民、迫使沈万三修筑南京城墙，以金钱犒赏明军，发各类苦役，无不带有政治原因。

甚至朱元璋遏制私人海上贸易的“片板不许下海”的政策，以及苏松人不得官户部，乃至蒲寿庚子孙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等，当然也是针对江南地主的。

洪武初年，嘉定大地主万二，原为元朝遗民，“富甲一郡”，后来他看出形势不对，于是“买巨航载妻子泛游河湘而去”，果然“十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没，独此人获令终”。

经过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不断打击，苏松一带的“豪民巨族，铲削殆尽”，三吴地区的大地主，“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打击可以断言是不遗余力，江南地主的被残虐可以说是奄奄一息。

由于明王朝的这一高压政策，还影响到当时江南许多士人不愿意做明朝的官，甚至家里有人喜爱读书，然而“恐为郡县所知，反督耕于田亩”。

可见朱明王朝对于江南大地主接近以及士大夫阶层的打击，引起的心理恐惧以及心理阴影是多么地痛刻。

这些，不用张居正说，魏广德也知道。

现在的大地主，除开勋贵这股新兴势力，其他的多是那些年积极参与科举，获得朝堂地位重新建立起来的家族，都是依托大明朝发展起来的。

不管是张居正自身家族还是魏广德家族，其实都是属于新兴势力，借助权利开垦田地，其实已经算是地主了。

当初魏广德都不知道，自家居然背地里就有了二三百亩田地，还都是没在朝廷鱼鳞册上的田地，就可想一般。

其实，这样的田地，魏家有，张家未必没有。

张居正搞出来的清丈之事，多少也把刀砍向自己，但毕竟他身为首辅，担着国朝，为了国家命运，也是不得不为之。

这或许就是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政客在私事和公事上，更多会偏向私事，让他显得更自私，而政治家则会更看重公事，只要对国家好，他们会选择公事为重，甚至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

“你准备什么时候开始试行，反正我不会同意在江西和南直隶先行试点，这很容易让一条鞭法推行面临更大的风险，甚至夭折都有可能。”

魏广德直言道。

魏广德很早就表现出了支持一条鞭法、支持开海，支持商业发展等政策，但是却从未在税法上想过要做什么，因为历史经验告诉他，那只是徒劳无功的做法。

就算是到了后世，法治社会，苛捐杂税已经很难彻底根除。

他实在没有办法让地方官府的官员人人都能够清正廉明，廉洁奉公。

他能做的，无非就是尽量把浮粮从穷苦百姓头上转移到那些有钱人身上，让他们能少承担一些，自己生活好一点。

所谓“浮粮”，正是因为转移土地田产的实际控制权，引起田赋税收转嫁给小民的部分。

魏广德想做的，其实就是把清朝雍正皇帝做的摊丁入亩搬到明朝来，也就是想等张居正把清丈田地和一条鞭法施行以后，他再想办法推出来，搭顺风车。

但是，一条鞭法有地方和朝廷官员的支持，比较容易实现，但清丈土地这个事儿，魏广德仔细思考后就觉得很难办到，也得罪人，所以只能让张居正自己折腾去，他不阻止就是了。

现在张居正和他讨论这个事儿，自然就要把问题说得严重些，让他更慎重推进此事。

“最初我是想在江西，不过既然善贷反对，那我再想想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