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大明就把云南定为西南边陲，不再继续尝试向外扩张。

明朝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明朝皇帝疏于问政，朝政委靡拖沓及吏治腐败，对统治制度的贯彻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说明朝治边屡屡失误非因制度不健全，而主要是由于朝政腐败及执行力太差，突出表现在土司办理承袭手续，官府经常拖沓推诿，或使申请承袭的土司势力愤而反叛。

明代中期西南边疆动乱频发，还与土司制度自身的软肋有关。

《明史·土司传》说土司“必假我爵禄，宠之以名号，乃易为统摄，故奔走唯命”，若朝廷调遣繁多，则“急而生变，恃功怙过，侵扰益深”。

除朝廷征调导致反抗外，土司因获得朝廷的保护，并逐渐掌握与官府打交道的方法，平时借多征税收而自肥，条件具备时则逐渐坐大，甚至凭借掌握的土军分裂割据。

民间流行这样的民谣:“官府只爱一张纸，打失地方两千里。”

这话不止是民谣，也是朝廷对边疆治理的真实写照。

给土司一封委任状，就换来每年称臣纳贡的贺表，进而粉饰国泰民安。

至于那些地方到底在谁手里，姓什么，无所谓。

不过，魏广德这次对缅甸的用兵，却根本就没有考虑沿袭旧制，而是打算改土归流。

让李成梁尽可能处理掉西南的土司，将治下百姓从土司管理变为朝廷委任的流官管理，从根本上杜绝类似时间发生。

至于在大明内部的土司，在没有发生大规模叛乱前，朝廷也不好直接处置，只能慢慢来。

李成梁对魏广德的意思，其实也是一知半解，但是消灭土司的意思是听明白了。

只是对这样操作背后的含义，并未看通透。

不过也快了，当战争结束，大明委派官员接手以后，效果才会逐渐显现出来。

这其实也是魏广德从《雍正王朝》里得到的一些启发，雍正皇帝做的可不止耗羡归公和摊丁入亩，还有其他许多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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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电视剧里更多的是关注这两个影响巨大的改革措施而已。

改土归流，就是雍正帝对南疆土司制的一项重大改革。

雍正二年，他就深感土司制的弊端与土司的作恶，在给四川等地的督抚上谕中说：

“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要求他们加强对土司的管理，但他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说了也不起作用。

到雍正四年九月，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上奏折，建言改土归流，并拟定了实施方针：

“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

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相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

就是说改流的策略，既要用兵，又不专恃武力，争取波及面小，尽量减少阻力，以便迅速实现安定。

雍正帝早就欣赏鄂尔泰的才能，按照他的“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相信鄂尔泰能办好这件事情，所以边看奏折，边批“好”学，最后批道：

“朕心中嘉悦，竟至于感矣！有何可谕，勉之！”

全部批准他的建议，勉励他努力实行。

在雍正帝的指导下，鄂尔泰、张广泗、哈元生等督抚提镇努力推行改流政策，到雍正八年，云贵地区基本完成了改土归流。

湘、鄂、川的改流准备得较充分，到雍正末年、乾隆初年，亦告完成。

整个改流的地区，以贵州涉及的最广泛，它新设的州县竟相当于原有州县的面积。

改流的内容包括：取消世袭土司，设置府厅州县，派遣流官，增添镇营，改革赋役制度，兴办学校等。

雍正的举措，土司自然不甘，因此也是多次举事。

对此，清廷直接派出重兵武力镇压。

实际上，就算没有改土归流，朝廷和土司之间的矛盾也没法根除，早晚都会有这样的结果。

如果，线贵知道朝廷此番行动的目的，怕是就不会把逃亡缅甸当成最终目标了，而是只把那里当做跳板，通过缅甸逃往南洋诸国。

可惜，在云南官场上，此时除了李成梁和李如松知道一点外，其他没人知道这些后续安排。

“大哥，我去联系罕拔？”

线老三此时已经下定决心死中求活，不降是不行了。

“小心点，我也该清理下城中那些人了。”

线贵低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