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司官指隶属于兵部尚书、侍郎之下的兵部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中的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员。

明朝中叶以来，兵部司官在选任上往往频繁调迁，泛泛而用，难以选拔有真才实学之人，长此以往致使司属官员们不重其职，消极应事，严重限制了兵部职能的发挥。

首辅高拱认识到司官是兵部中的重要一环，要足够重视兵部司官，严格规定司属官员不参与一般职务的轮换，只能在兵部系统内升迁。

这其实就是他思考很久后才下定的决心，这也就是所谓的专业干部，专业的事儿让专业的人来干。

高拱认为，兵部司属须经久历任，使其熟谙军旅之事，不可随意调任，如此边方缺额的情况就可得到解决。

总督与侍郎的内外调度以补替尚书之缺，兵部司官又可补边方兵备之缺，如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既可以解决边方无人可用的问题，又可以使兵部司属谙知国家军事典章制度，熟悉兵部事务处理原则。

甚至，高拱还向杨博建议，在兵部司属的选任上，可以考虑从边塞知兵之人中选拔，毕竟他们有实战经验，远比只懂读书的进士要强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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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高拱又提到体恤边臣，严明奖惩。

边塞之地向来自然环境恶劣、苦寒，嘉靖、隆庆年间，边塞少数民族内侵甚急，边地可谓凶险异常。

督臣长期守边，辛酸苦劳，责任之大、凶险之巨，可见一斑。

高拱念边关督抚久处边关苦寒之地，异常辛苦，有意向隆庆帝建议对边关督臣实行通融休假制度，以缓解边方督抚的辛劳，使边臣得到休养。

这，其实和他当初上奏，增加兵部侍郎人数有关，他希望边臣能够轮换回京休息，入兵部成为侍郎。

杨博仔细倾听高拱之言，看向他的目光也是微变。

他知道，这些话怕是很早已经就在考虑了，绝不是临时起意。

高拱能处人之位而所想，体恤督抚的辛劳，足见其御边谋划之周详与处事之细致。

虽然杨博实际上更看重吏部职权，但是经过这一晚和高拱的交流，他也深知，自己要想真正走到那一步，现在就得全力配合他的政治改革，取得他的信任。

否则，休想染指吏部。

而不能执掌吏部，想要由兵部为台阶跳入内阁，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高拱的改革，杨博已经隐隐感觉，他是要对官场进行一次大规模反贪风暴，所以吏部是绝对不会轻易放手。

数日后，朱衡也终于是收到了魏广德的书信。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朝局剧变依然发生，朱衡都没什么心思拆信。

等他百无聊奈看完魏广德的书信后，满脸苦涩。

殷士谵是雷厉风行之人，在隆庆皇帝批红的当天，他就带着早已打包好的行李启程返回山东老家去了。

同日，魏广德几位在京老乡也都收到魏广德的书信，只是送往殷士谵府上的书信被留了下来，此时殷府已经人去楼空。

和魏广德宅邸是自己花钱买的不同，殷士谵在京城的府邸是隆庆皇帝登基以后赏赐给殷士谵的，虽然名义上属于他个人，可殷士谵在离开前还是把房契送回内廷。

所以即便现在府邸空着，也没人敢打这里的主意。

可这就为难了信使，他收到张吉的命令是把信送交到几位大人手里，可现在殷士谵已经离开京城，他要怎么办？

没办法，只好先回魏府，取了些盘缠又往山东追去。

杨博到底是离开兵部有些时间了，所以这些天虽然接掌了兵部，可还在理清头续，特别是有些人，他还要把他们清理出兵部，不过西南一封紧急奏疏就已经送进兵部。

广西古田僮族首领韦银豹又反了。

明朝长期主张“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对西南地区的管理以“守”为其核心，以元为鉴，反对以西南边疆为依托实行军事扩张的做法。

明朝在征服西南之后，面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且发展不平衡，地理环境复杂和自然条件恶劣的现实情况，明朝统治者既没有选择一刀切地仿照内地实行汉法，也没有盲目地照搬元朝的土官制，而是领悟到历代中央王朝羁縻政策的精髓。

明太祖时常劝诫大臣和自己的子孙，不要对西南地区使用武力，明太祖认为“蛮夷”所在之地大都偏远荒野，远征西南劳民伤财，即使征服了也得不到太多益处。

这个思想也一直影响着之后的明朝皇帝，他们始终也认为，用武力解决西南问题实非善策，所以一般都采取怀柔的方式。

而这样的模式，也导致在大明朝二百余年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首领反复叛乱，而广西古田就是其中之一。

韦银豹的父亲韦朝威，自弘治年间在三厄打败明军，杀死副总兵马俊、参议马铉，正德年间曾参与攻陷洛容。

嘉靖年间，韦银豹和黄朝猛劫杀参政黎民衷，提督侍郎吴桂芳派遣典史廖元招降他们后，升廖元为主簿专门处置和韦银豹的关系，但是成效微弱，韦银豹在之后又数次反降。

实际上，就在两年前，韦银豹就曾因为反叛而被明军抓捕，但因为一些原因未遭到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