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都有心放他一马，可人最终还是死了。

嘉靖皇帝虽然没有多问，但是心里还是有自己的判断。

至于赵文华的家人，既然人死了，也就没什么好顾忌的了，这才有了抄家和子孙充军户世代偿还侵吞公款的事情。

现在江南官场是个什么样子，嘉靖皇帝其实比谁都知道，相对于北直隶，那里更是山高皇帝远。

有了这样的环境，胡宗宪在那里怕也不会干净，让锦衣卫出去查，也不知道会报什么上来。

官员操守，嘉靖皇帝早就不去奢望。

现在他的要求也不高，那就是把治下百姓管好，把朝廷交待的公务办好就行了，只要不捅出篓子来，他都懒得去管。

但是苏州府事让他开始警惕，江南经过多年的剿倭，怕是百姓情绪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闹不好会生出大变。

派人去看，派什么人去？

北方籍贯的官员还是南方籍贯的官员？

一切，都在嘉靖皇帝脑海中快速盘算着，只是脸上却没有丝毫表现出来，在黄锦等太监看来，皇帝现在就是在发呆，似乎是因为苏州府之事受到打击一样。

随着江南消息持续快马送到京城，苏州府之事的真相也逐渐传开，在这个时候，魏广德也才知道诱发此次事件的原因。

自嘉靖三十一年倭乱大爆发以后，时有倭寇窜至苏州近郊，苏州官府招集地方壮士武装抗倭。

随着官府对剿倭的重视程度和投入越来越大，倭寇除了在沿海府县肆虐外，已经越来越难以进入内地州府，自此苏州官府召集的民间义勇自然需要裁撤。

只是，当初召集义勇之时却未觉察召集到的都是些什么人。

明朝自弘治朝开始，江南地主生活日益奢逸，社会风气日益败坏，中下层地方绅士日益流氓化。

小主，

苏州城内的官宦权豪子女、落第秀才和无业文痞，有些人终日无所事事，与当地不思生产的流氓、地痞等游手好闲之辈相勾结，依仗权势横行不法，于街衢巷尾处游手好闲，群聚斗殴饮酒狎妓，引以为乐，严重扰害当地的社会治安。

人们将这些有地方士绅背景的混混称之为“恶少”，又有“打行”、“札火”、“白拉”等多种诨名。

这帮人或“逞其拳勇，凡抢亲、抗霜、抬神、扎诈诸不法事，多起于若辈”或“聚集恶党，潜伏道侧，候村氓入市，邀夺货物”或“私开牙行，客商经过，百计诱致，不罄其赀不止”，普通百姓被欺辱者，有“徒手哭归者，有饥馁嗟怨、被殴伤者”，一时深为民害。

倭患日炽，这帮人乘机投入地方义勇中，穿上官兵号衣却可继续扰害民众。

要说应天巡抚翁大立其实也没做什么出格之事，不过是明令府县严加痛治，督导府县缉捕诸恶少，并列出为首者名单四处索拿。

这本是保境安民之策，只是不想却被这些“恶少”提前知道，毕竟他们中领头的不少都是“二代”，消息灵通的很。

惊惧之下，诸“恶少”饮血为盟，用白巾抹额，各持长刀、巨斧，乘夜攻吴县、长洲和苏州卫，劫狱囚，鼓噪，攻都察院，噼门而入，翁大立携其妻子越墙逃去。

诸恶少气势益盛，复纠众欲劫苏州府治，掠府库。

要知道，苏松二府的富庶可是冠绝天下，府库中所存财货也是非常惊人的，更何况现今胡宗宪从南直隶征收的赋役、厘金不少就存放在此。

幸好苏州知府王道行处事果敢，召兵镇压，才没有酿出更大的祸事。

了解到详情，虽然知道翁大立所作所为实属正常，不过酿出此事终究难辞其咎，魏广德还是以福建道监察御史的身份上书进行弹劾。

既知恶少行恶，事前处事不密，切无万全防备，可见其处理突发事件能力之差，绝不易继续担任应天巡抚之职。

此时，因事件真相传入朝中，京官，特别是都察院同僚对翁大立的弹劾已经锐减。

做事操切些，但本质并无大错。

魏广德此时的上书弹劾，还是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毕竟，在告状之事上，魏广德的战绩还是很辉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