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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东汉恒、灵二帝在位的公元146年到公元189年，就发生匈奴、羌、鲜卑等各胡反叛、劫掠、寇边近四十次。

从西北到东北，整条北境战线，几乎没有遗漏，都有战事发生。

以雁门为例，从光武郡治善无，到桓灵之际郡治阴馆，从“光武十五年二月徙民到两关以东”的内迁到“魏文帝移雁门郡南度句注，置广武”的南移。虽然也有徙后复归的情况，但改变不了汉末朝庭逐渐收缩边境防线的事实。再加上，为减轻军费负担，采用了有点缺陷的以夷制夷策略。

如：《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匈奴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御北虏。”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为扞戍。使韩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贤王屯朔方，当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云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罗耳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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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匈奴不仅所在八郡免交税费，而且一边拿着大汉朝庭每年给的一亿多钱的输血，另一边还面朝广阔草原不断扩张收编，再加上东汉不断派兵支持。至和帝永元二年，据《后汉书 南匈奴列传》记载：“是时南部连克获纳降，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故事，中郎将置从事二人。耿谭以新降者多，上增从事十二人。”

随着南匈奴人口增多，实力增强，他们的小心思也逐渐活络起来。

从东汉永元二年至熹平六年，南匈奴驻地范围仍旧分布于北境八郡，但部分部落已有不臣之心，时有叛离之举。

如：永元五年的安国之乱，永元六年的逢侯之乱，永元八年的乌居战叛逃，汉安元年的吾斯与薁鞮台耆、且渠伯德等复掠并部。

在东汉朝庭与南匈奴赢得与北匈奴的战事后。另一个游牧民族——鲜卑，也正在悄悄兴起。作为北境侦察防守的力量，南匈奴在与鲜卑对立的同时，也加强了联系。

如：《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延熹元年，南单于诸部并畔，遂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延熹九年，夏，乌桓复与鲜卑及南匈奴寇缘边九郡”

朝庭当然也采取了诸多防范措施：比如设立使匈奴中郎将，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等军职；要求他们送侍子入朝；安排从事、掾史入驻参诉讼，察动静。还在渔阳置渔阳营，在五原置度辽营，在雍县置雍营，在长安驻虎牙营，在黎阳置黎阳营。

史书记载：

《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妻子自随，便占着边县”。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记载：“令中郎将置安集掾史将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使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将从事一人将领诣阙。”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大人岁一朝见，于是始置护乌桓校尉，秩二千石，拥节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

《后汉书·孝安帝纪》：“建光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初置渔阳营兵。”

这些措施在当时来看，是有一定效果的。

但这些措施仅仅只是战术性质上的预防，甚至有些措施，比如每年一亿多，免税等，还有些养老鼠咬布袋的嫌疑。

从整体上看，战略上的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比如：制度僵化，吏治不彰，民不聊生；土地吞并，隐匿人口，蓄养部曲；士族、世族、豪族为宗族私利，逐步侵蚀垄断国家权力；底层人民丧失的不仅仅只有机会，还有希望。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地区发展不均，内部顷轧攻讦，得利者与失利者对立加深，阶层分化明显，等等。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让这个朝庭终究无法阻止局势恶化的脚步。

东汉朝庭的一切努力，都随着光和二年最后一任使匈奴中郎将张修的死亡而渐渐化为泡影。

《后汉书·孝灵帝纪》：“光和二年，秋七月,使匈奴中郎将，张修有罪，下狱死。”李贤进一步解释：“时张修擅斩单于呼徵，更立羌渠为单于，故坐死。”

《资治通鉴》记载：“光和二年，五月，护匈奴中郎将张修与南单于呼征不相能，修擅斩之，更立右贤王羌渠为单于。秋，七月，修坐不先请而擅诛杀，槛车征诣廷尉，死。”

张修擅杀的行为让原本就摇摆不定的匈奴人失去对朝庭的信任，给那些想反叛的势力一个拉拢分化的机会。因此朝庭不得不处死张修以平息匈奴怨气。

张修死了，随之中平元年的黄巾起义，以及紧接而来的各地烽烟，让东汉朝庭左支右绌。在张纯张举叛乱后，朝庭调南匈奴参与平叛，这竟成为压垮南匈奴与朝庭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南匈奴休屠各胡乘机反叛，攻杀郡守邢纪、并州刺史张懿和单于羌渠。而领兵在外的于扶罗也没闲着，一边向朝庭申诉，一边却与白波军一起进犯太原河东等地。

《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中平五年，春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杀郡守邢纪。……，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胡合，杀其单于。……，九月，南单于叛，与白波贼寇河东。”

这一系列变化，让雁门关内外，几乎成为外族天下。又或者，在那些地方生活的人必须依附仰赖外族才能得以生存。

回到西汉时期，在《汉书·匈奴传》记载这么一件事：当单于驩喜上书愿保边塞安全，请西汉朝庭罢边备塞吏卒，以休人民时。天子下令大家商议。郎中侯应发言认为不可，其中就谈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盗贼桀黠，……，亡走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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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话中可以看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从出土的汉简中也间接证明边境现实的确如此，郎中侯应所言非虚。历史上，边境的这些情况是始终存在的。

如：《居延汉简》中，也出现了”出塞亡人从者丈夫女子““居延常安亭长王闳子男，同攻虏亭长赵常及客民赵闳，范翕等五人俱亡”等字样。

匈奴等外族也很聪明，他们明白汉朝文明强于他们，无论是纺织，还是冶铸，无论是医术，还是学问。因此有才能的逃亡者也很受重视。于是他们在靠近边境的地方，建造“区（殴）脱”，部署伏听者。以此为边哨驿站。首先是安全上的使用，其次便是用来接应逃亡者，有时甚至还会组织直接去汉地捕捉生口。

如《汉书·苏武传》记载：“区脱捕得云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

而这边的东汉朝庭，对待逃亡者也不手软。

敦煌出土的汉简，有：“亡入匈奴、外蛮夷，守弃亭障逢（烽）燧者，不坚守降之，及从塞徼外来绛（降）而贼杀之，皆要（腰）斩，妻子耐为司寇，作如。”字样。

张家山的汉简中，也有“所取荆新地，多群盗，吏所兴与群盗遇。去北，以儋乏不斗论。律：儋乏不斗，斩”的处决临阵脱逃者的记载。

百姓，生活困顿，可以选择冒险逃亡，也可选择困顿内徙南迁；而朝庭，有力量时可以“虽远必诛”，无力时也只能“和亲苟存”了。归根结底，也只是一种选择。

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提到：“永寿二年秋，檀石槐遂将三四千骑寇云中。延熹元年，鲜卑寇北边。冬，使匈奴中郎将张奂率南单于出塞击之，斩首二百级。延熹二年，复入雁门，杀数百人，大抄掠而去。延熹六年夏，千馀骑寇辽东属国。延熹九年夏，遂分骑数万人入缘边九郡，并杀掠吏人，于是复遣张奂击之，鲜卑乃出塞去。朝廷积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绶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

你打，他跑，你走了，他又回来。这种打法深得太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精髓。你要把女儿嫁给他，给他王位，他不要，反而看到你的软弱，变本加利的滋扰劫掠。

面对这样的情况，东汉朝庭也有努力过。《后汉书》记载：“熹平六年，八月，遣破鲜卑中郎将田晏出云中，使匈奴中郎将臧旻与南单于出雁门，护乌桓校尉夏育出高柳，并伐鲜卑，晏等大败。”

此次大败，让东汉再也无力阻止鲜卑在北境的劫掠。而百姓，则用自己的双脚投票。自从光武帝摆平南匈奴后，让“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之后，再一次出现北境流民潮。而这一次，不用官方的命令。

历史便在一次一次的选择中，决定了走向。虽然没有撤消行政区划，也有任命官员让其遥领，但边郡的实际管理权已不在朝庭手中。

在严耕望着《两汉刺史太守名录》中，汉末定襄，朔方，上郡等地郡守记录只到桓灵时期。

唐元和年间宰相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河东道）》亦可佐证。

如：“秦置三十六郡，雁门是其一焉。汉因之。后汉末，匈奴侵边，其地荒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