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没有第三方证明，但是我有别的证据。”张文峰说。

“别的证据？”审判长疑惑地皱皱眉。

“对，那个应该算证据。”张文峰侧了侧身，手指公诉人席说，“进入看守所的第二天，我就向驻所检察官提出了控告，说我在侦查阶段遭受了刑讯逼供。”

“有这回事儿？”显然这大大出乎了审判长的意料，他又与身旁的人耳语一番，看着张文峰说道，“那你具体说说。”

张文峰扭头和杨毅交换了个眼神，接着说道，“是这样，我是1月27号被送到看守所的，28号就递交了第一份控告书。29号早晨，我们开晨会的时候，在三管区教室门口，检察官当着两名管教和上百名在押人员的面对我手腕、膝盖、脚上的伤情进行拍照，来固定证据，当时他们一共拍了四张照片。”

旁听席的众人又是交头接耳，审判长顾不上维持秩序，不停地和身旁的人商讨着，隔了一会儿才敲敲法槌，把视线转向公诉人席问道，“公诉人，关于被告人提到的曾在看守所向检察院提出控告一事，你们了解吗？“

“这个——”公诉人略显尴尬，但又不能不回答，只能咬着牙说，“我现在不了解，需要庭后落实一下。”

听到“庭后”两个字，杨毅马上高高举起了手，他的动作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审判长也注意到杨毅的举动，他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对杨毅说，“辩护人，现在法庭调查刚刚开始，还没轮到你发言呢。”

杨毅吁了口气，放下举起的手臂，说道，“审判长，我认为现在非常有必要申请发言。”

审判长迟疑一下，问道，“你想说什么？”

杨毅把双手压在桌子上，缓缓站了起来，他强忍着没把视线转向旁听席，而是直直看着审判长，让自己看起来极为谦逊。“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刚才我们都听到了我的当事人提及的刑讯逼供。他的陈述以及手腕上伤痕的展示，都足以让大家产生合理的怀疑，即本案在侦察阶段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胁迫、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此，辩护人建议法庭应首先调查清楚本案是否存在上述情形，特别是刑讯逼供的情形。”

旁听席议论声再起，大家都清楚，没有任何法庭敢拒绝这样的建议。果然，审判长又和两侧的审判员商议。

“刚才被告人已经提及，在看守所内，他即向驻所检察官提出有关控告。事实上，在本案的审查起诉阶段，本辩护人也代表被告人，向检察院再一次提出控告，当时，检察院签署了回执。但遗憾的是，这两次控告，在卷内都没有得到体现。因此，本辩护人当庭再次代表被告人，向法庭提出控告，”说完，他拿出一份控告材料，离席走向书记员，“请法庭接受控告材料，并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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