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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肇莫看太祖太宗皆是将门出身，但以崇文抑武为国策，三代帝王更以道门天尊下凡自居，清虚宗以《易经》为首要，肇儒也以至圣先师所注《易经》为五经之首，以阴阳化易数，以易数通人伦，与大綦名法“齐万物”宗旨截然相反，主张心性即是道理，格物致知无穷。而清虚宗与儒学的融汇也是更为协调自然，比如宗放就是儒道兼修，并为世人称道为术学，而新政中新旧儒道的碰撞也迸发出学术的争鸣，其实莫看宣宗新政无疾而终，但是慈圣太后秉政以来，虽然称得上政通人和，但是已经暮气深厚，朝堂上仍有新旧之争，而学术上皆倡言革新，只是革新的根本手段不同。

较为持重的大理寺卿溱南（溱康城）荷氏出身的荷元皓以太极通书开元学，下自成蹊的有应天府渐成风气的丹学，南山的理学、海西的道学；资政殿学士士悦昔日学生，有于西昆仑西京京兆开创以推陈出新、弘扬民本的气学，有在南山醴海南京倡言德政革新的新学；子庚相公的学生也在东京京畿以中正事功为宗旨的公学。而承守真虽为四真之一，却不以经义闻名，也不涉学问虚务，虽然在端睦城为官时，新学、道学、理学皆邀请他登坛讲学，他却从未涉足其间，这也是承守真能再重返朝堂的缘由之一。

子庚相公所默许的公学已经以中正中庸标榜，若非如此政府执政的位子，恐怕早就做不下去了。

但是，承守真身为龙图阁学士，入朝执政只差临门一脚了，学术上的造诣岂能无所成就？他虽秉持处政中和的道理，但是自然是希望朝廷能革除弊政，一力维新的，倾向上更接近新学，只是新学过于急进为他不喜。而这知县所学更近公学，一番交谈，到有了承守真将此人推荐给子庚相公的心思。

至于芦颂等人，承守真虽然刚刚接触，但是对于宗放他是了解的。尤其是宗放的开宗大弟子萍庸，苽绍文已经是永州闻人，一篇《渔樵问对》名满京门，名望于今人冠于其师宗放之上。

萍庸按传承乃是宗放的再传弟子。时为宗放门下二弟子的藨秩以易为本经，文名达于京畿南北，萍庸求学拜见之，藨秩本是考较萍庸，未想一见如故，二人论易数见解，三日夜而不尽兴。藨秩不敢以师居于其上，乃亲自携萍庸至云溪，推荐到宗放当面。宗放收萍庸于门墙，以其颖悟绝伦，清新儁逸，为同门称道。宗放也常与人言，将来能开宗为显学者，非萍庸莫属，更激励萍庸专心学问。

其时，从文者莫不以科名为出路，或以儒入道，希冀走白云先生及宗放的当年终南捷径。宗放不虞世人有侥幸之念，严明门下弟子非科举不得入仕，凡入道不可进京，以身作则，对于收授弟子也是小心谨慎，宁缺毋滥。众弟子皆以学问精进为要务，以走科场正途为念。几个弟子中，最年长的荆馥以状元及第入仕，作为新帝登基首开恩科的头名状元，深受慈圣太后与官家赏识，现如今已是翰林学士掌起草制诰诏命，乃是皇帝身边的顾问秘书，地位清要自不用说，也是子庚相公的重要擘力。排行三、四的藨秩、芒冀也相继入仕，只有排行二、五的藜修、萍庸沉醉于学问，沉耽于道理，即便是出师之后也无投身宦海的念头，不过此二人虽皆好易通数，性情却大异。

藜修性情孤傲清冷，性情刚烈耿介，喜好论斥时弊，愤世嫉俗。凡权贵欲与其结交，皆为其所轻，幸得宗放庇护，如今隐居西昆仑终南山东明峰，昔日宗放隐居处闲住讲学，是真正一心归隐经学了。

而萍庸却是个豪爽性子，且是个坐不住的人，一人一仆竟游走天下，乃至四方，数年回还，宗放见而赞曰“道在是矣”。清虚道门广来邀请，萍庸也不推辞，于宗门各宫观坛场讲经论道，名望为世人所知。之后却辞了一众道观冀望其出家传道的请求，只是继续游走。宗放所学在其继承发扬下更为浑厚深重，故术学之学也逐渐达于天下。此人旷达性子也不置田产家宅，乃作一牛车为行居，号为“安乐窝”，于是，世人常见三四僮仆伴着此车行走永州城邑山水间。而因老母与宗放亲眷同居住京兆，因而萍庸也尝现身于此，京兆学风也因此日盛，连带着本是京兆华胥的气学也成了显学。

承守真之所以想到这些，乃是想到了宗放。做官做到这个地步，很多事由不得不去想。离京之时，子庚相公在他面前提到了这个已经远离朝堂七年之人的先帝宠臣，当时他还有些恍惚，而到了归德城没几日就遇到杀身之祸，却为宗氏子弟搭救，这才意识到宗放此人，其实并非无所作为的散人。

荆馥去年任了翰林学士掌起草制诰诏命，不仅是太后看重，更是子庚相公潜移默化的为其牵线搭桥，助其一臂之力。承守真是子庚相公力陈而召回的故旧，以翰林学士出为权知启封府事，但因他任翰林学士在荆馥之后，因此在翰院排序上是在荆馥之下的。子庚相公虽然知道承守真的直率性子不以居于科场后辈为侮，但是也将此人来历出身与他交待了清楚，由此就涉及到了宗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