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四年之后，也就是全面抗战爆发的前夕，民国最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先生，于1937年出版的军事论着集《国防论》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开始系统描述持久抗战的方略。

归纳起来有三：

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

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

第三，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蒋百里先生虽然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早逝，但中日的战争发展进程，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

而且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百里先生已经预见到，中日战争必然是残酷而持久的，而中国由于与日本在国力上的巨大差距，战争初始也必然会节节败退，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会丢失大量的国土。

但是，我们就是不跟你讲和，就是不跟你谈判，就是要拖死你。

而校长和民国政-府在长达8年的全面抗战中，虽然也有过彷徨，有过动摇，但一直遵循百里先生的战略方略，将日本拖进中国战场的泥潭不能自拔。逼得它最后只能转向东南亚跟英美开战，最终导致失败。

但是，在《国防论》中，百里先生只是讲到持久战的方略，但是并没有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取得最后胜利的理论依据。

只有到了抗战爆发一年之后，共和国的缔造者，那位伟人老人家，在《论持久战》中明确提出了中国战胜日本的条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