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在大明,对于俺答的入寇似乎已经是属于一个非常习惯的状态了。对于怎么应对俺答,也无非就是修建边墙,增加士卒守卫,似乎也就只有这两个办法了。
朱载坖认为,修建边墙当然是现在需要的,毕竟官军骑兵还是远远不如俺答的,不修筑边墙,确实无法阻挡俺答,而且修筑边墙也是节约官军兵力的一个重要手段,依靠边墙,大明可以尽可能节约在一线的兵力。
但是朱载坖认为大明现在修筑边墙的方式不对,大明现在修筑边墙,往往是哪里被俺答破口了之后,就在哪里重点修整边墙,这种修整当然是有用的,但是未免过于滞后了,如庚戌之变俺答从喜峰口破口,蓟镇就一直在加强蓟镇西协四路的边墙,尤其是喜峰口为主的边墙。
而潘家口的边墙早就破败,但是朝廷并没有加以修葺,直到这次俺答破口之后,朝廷才拨出巨款,重点加强潘家口的边墙。这些修筑边墙的方式,完全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办法。
而且提议修整边墙的,往往是巡按御史,这些人本就不通军务,所上疏要求修葺边墙的地方往往并非兵家要地,所以朱载坖认为,应该以督抚总兵,勘察所辖全境的边墙之后,统筹规划,制定修筑边墙的统一计划,而御史则是负责督修工程和验收,现在的这个制度,其实是反过来了,御史上疏请求修葺,而修建边墙的反而是督抚总兵。
这是朱载坖提出的一个问题。
而朱载坖还认为,大明现在九边兵制也有问题,大明一向奉行所谓大小相制,内外相维的办法,以蓟镇为例,蓟镇设有总兵一员驻镇城三屯营;协守副总兵三员 (分驻建昌营、三屯营、石匣营);蓟镇全线分为十二路,分守参将分驻路城; 其中山海路、石门路、台头路和燕河路归东路协守管辖,太平路、喜峰口路、松 棚路和马兰路归中路协守管辖,墙子路、曹家路、古北口路和石塘路归西路协守管辖;各路下设游击将军、坐营官、提调或守备管辖本关或数关堡。
看起来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指挥体系,但是其实不然,朝廷仅赋予总兵节制,而非统属部将之权力。相对于统属关系,节制关系较为松散。协守副将和总兵虽然是上下级关系,但是总兵指挥副将和参将,往往都是依靠个人魅力来指挥这些副将、参将。
即便是现在,武将系统中不鸟总兵的也大有人在,仅仅举个例子,神枢营副将署都督佥事孙国臣为署都指挥佥事,充分守延绥东路右参将。时新定营,制改总督为总兵,诸将以其权轻,多不受约束者。国臣尤骄倨,初入营,直驰总兵中路,与抗礼。
孙国臣一个分守参将,就不把总兵当回事。原因也很简单,总兵虽与部将明显有地位高低之分,但并无权力截然高下之别。比如,副总兵虽处总兵之下,但协守副总兵却并不受总兵节制,而是独立镇守地位较总兵驻地稍逊之地区。不仅如此,即使受到总兵节制之分守副总兵以下武将,亦在军事决策上,具有与总兵共同谋议之权。所以一些性格比较倨傲的武官不服总兵节制也是正常的事情。
而且即便是总兵能够摆平自己麾下的副将、参将们,还要面对各级文官的监督,这种情况,连杨博也曾经说过:今一总兵而不与之赏罚之权,监之以巡抚、巡按、守巡、郎中,一有胜负,则府通判、经历皆得监制之。
这样话,总兵根本无法有效行使指挥权,怎么能够领兵御敌。所以朱载坖认为,要想对抗俺答,首先就要从这两点做起,重将权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边关的督抚大员们还好,尤其是这些御史们,他们往往不通军务,胡乱指挥,一旦战败,又将责任完全推给武将们,这样一来,九边官军能够打胜仗才是怪事了。
所以朱载坖具本嘉靖,认为应该改革目前的九边指挥体系,在现有的情况之下,总督节制巡抚和三司,在军政上有决策、指挥的权力,还有一定的监督、司法权。巡抚亦属文官,地位虽低于总督,同样是执行和监察地方军政大事的特遣官吏。在监察方面,还有都察院系统的巡按御史和六科给事中。
对于地方的控制已经是极其严密了,而总兵又不得专其职守,重其将权,如何能够临敌制胜?所以朱载坖还是认为应当重将权。
朱载坖在奏疏中指出:以将用兵,而以文臣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文官于幕。以边任经一抚,而日问战于朝,此极弊也!自古命将出师,最忌中制,若往复奏请,必致坐失机宜。将权不重,至于副参游守贤否去留,主将无权举劾之柄,成功失事,主将无诛赏之权,权轻令沮,何以临敌致胜?至于一镇之中,又分尔我, 副总、参游防秋之际,各承调遣分守地方。但幸本境无事,不肯互相应援,按兵观望,直视其死。是以气势愈分,兵力愈弱,覆败相仍,良由此耳!
同时朱载坖也在奏疏中陈述自己对于九边边墙的看法,由于朱载坖这次并非是密疏,而是直接通过通政司向嘉靖陈奏此事的,很快就经由六科传播开来了,科道当即不干了,他们认为武将都是不可信任的,只有他们这些科道言官才是朝廷的骨鲠之臣,才是大明忠良,朱载坖作为储君,不信任他们,反而去信任这些武将们,思想大大的有问题。
言官于是疯狂上疏,不仅是朱载坖被弹劾了,连讲官们也被弹劾了,言官认为讲官没有尽到教导朱载坖的责任,应当换人,同时内阁作为有责任教育朱载坖的,一样也难辞其咎,连徐阶都被言官们给弹劾了,搞得徐阁老狼狈不堪。